2017年5月9日上午，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王恒教授应邀来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了题为“祛魅与复魅——从无限观念的角度再思理性与宗教的关系”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钱立卿助理研究员主持，所里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
王恒教授认为现代化常常被作为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祛魅历程，但是后现代思潮和宗教极端事态等的烽烟四起，使此几乎是全球性的共识变成需要再次进行理论梳理的对象。实际上，理性无论在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的诸环节，还是其本身的蕴涵和历史上，都与宗教密不可分。借助于哲学中无限观念的相关思想，可以重新布展对理性与宗教之关系的理解脉络。
王恒首先从古希腊文明的哲学转向入手，寻找理性与超越性的共同起源。在此意义上，宗教与科学的亲缘关系是显然的，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从中世纪以来，自然哲学的探究始终离不开对超越性存在的关切，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引领着科学家矢志不渝地钻研世界中的未知，也引领着哲学家对世界本身和存在本身进行追问。这种理性的联盟不仅没有让宗教与科学之间产生原则上的敌对，反而让它们一起对抗蒙昧和无知。这构成了欧洲近代思想的起源，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脱离宗教维度来充分理解欧洲哲学史上的经典人物。
王恒继而选择另一个参照系来考察理性与宗教的关系，他以“自由”和“个体性”两个概念为例，表明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传统仍然囿于逻辑学的种属关系，无法真正切中偶然性与个体性本身。只有到了基督教中，才第一次从“人格”的概念上找到探讨个体性的可能。一旦哲学找到了切中个体性的方法，特别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主体性，主体哲学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们很熟悉主体哲学与以之为代表的现代性，但如何理解与批判现代性仍然是一个困难。海德格尔从“存在-神-逻各斯”三位一体的角度把传统的主体哲学归结于存在本身的遗忘，但法国哲学更进一步，意识到海德格尔所默认的存在本身与超越者的共处也无法避免同一性与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隐藏的霸权主义。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吸收了中世纪否定神学和笛卡尔的无限观念，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证了无限观念本身的可能性，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绝对异于同质世界的超越性存在或绝对他者，对现象学与哲学作出了真正的贡献。王恒指出，这样一个范例能够让我们明白，哲学进步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于默认的背景作出主题化与概念化的澄清，这也是现象学的一个主要工作。
报告结束之后，钱立卿对其进行了总结概括。随后，与会学者与王恒教授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交流。赵克与赵琦老师都指出，王恒老师似乎对于希腊哲学过于偏重，而忽略了希伯来影响的独特意义。王恒教授承认他报告中存在这个重点的选择，但指出实际上列维纳斯本人就是犹太思想家。所以这里更多的是一个报告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本人对希伯来传统的重要性有所忽略。
陈常燊老师怀疑这里是否混淆了体制化宗教和个人性的宗教体验，澄清这一点可以表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和谐与冲突，但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又各自从何种维度吸收与批判两希文明的影响？王恒教授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着力谈论现象学方法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异同样可以从体制性和个体性来思考。
白照杰老师认为，超越性问题并非基督教独有，佛教同样也强调超越性。张锦枝老师提问，既然科学的产生离不开西方宗教的突然，那么如果我们要把科学连根移植过来的话是否可能，应该如何做？哲学所的一些研究生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王恒认为，佛教只有在中国化之后才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但这时的超越性已经很弱了。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进一步回答后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