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于2006年9月21-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哲学所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协办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与责任”分会，为期两个半天。以下是第二个半天分会发言的部分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焦国成：《市民社会与经济自由》
社会良知是公众的道德意志，对于遏制资本自由起到良性作用。社会良知希望资本是有限自由，资本本身希望是无限自由。当资本失去自己的自由，他的增值就会非常有限，如果过分自由，就会破坏社会关系，二者应该恰到好处。资本自由的制约一方面通过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来自资本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给社会以更多自由，给资本自由更多的空间，多劳多得，创造性地劳动也是符合道德的，对资本的分配在伦理上也是符合道德的。资本持有者有更多自由。如果社会失去良知，无限制的资本增值会导致社会革命。资本持有者、公司经营者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他才能发展下去。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应有所限制，例如童工、劳动条件恶略，社会责任就是对资本自由自觉地限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履行有限的社会责任，否则成为跨国集团以此遏制发展中国家。
美国旧金山大学和Saybrook研究生院教授Marvin Brown：《经济伦理与市民社会：一种情景研究》
什么是公民社会？有很多种定义。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由和责任的区域，市民通过规则来行事的概念。社会学中社会规范的研究。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是由希望的，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做事的。因为社会的分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主要按性别、阶层、界及分类。有些公司认为是独立于社会的，在独立市场上行事。但是我们的社会和市场是要有法制的。社会上也是按照阶层划分的。社会全球市场？属于社会的。问题是我们有不同社会，社会有不同种族分别。公明社会的发展？公司经理是否可以把自己当作受社会规范管理的社会公民呢？公民社会也需要保护，这就是政府和法制的责任。法制应该具有最高责任和义务：全球变暖等不好的情况。
什么是公民社会的准则？互惠互利、诚信。没有互惠互利，职工和雇主就只是钱，就会导致以眼还眼的不良后果。诚信是一个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成是整体的一部分。公民社会是由准则来规范的。首先是法律方面，公民必须遵纪守法，作为全球公民社会医院，还必须遵守全球规则。不是牺牲自己顾全大局，而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要顾及。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把人们分类，创建一个公民社会。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消费的自由与消费的社会责任》
当时俄国学者对我的论文提出消费者主权理论的问题，我进行反思。计划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非常有限。消费者权利有哈耶克提出，消费资本化的理论是国内最新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日益丰富，消费者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根据消费者主权的理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建立在平等、自愿、自主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就可以忽视甚至否认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包括：一、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应考虑自身的经济承受力，而且应考虑减少生态环境的压力。应提倡占有物质资源少的消费方式，自觉做好消费垃圾的分类工作，接受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的再生消费品。二、对社会风气的道德责任。一些人因为有了经济能力，就挥霍浪费，以奢侈为荣，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强调适度消费的原则，注重人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和谐，以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三、对预防疾病，搞好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中国人喜欢吃某些野生动物，饮食采取“合餐制”，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忧。消费者在消费食品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不应忘记公共卫生的责任。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余玉花：《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伦理责任》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基础，公民社会是连接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公民社会发展如何确实对市场经济产生影响。对于经济伦理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针对国内学术界关于公民政府与国家对立起来的观点，在讨论公民社会发展时，强调对政府的制约性，把公民社会与政府对立起来。我本人认为二者确实有对立性的独立于政府的一面，但是也有另一面相辅相成的一面。正因此，二者才能产生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关于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责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性：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理想化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我认为有三个阶段：1、政府推进式的模式，政府承担主要责任；2、 政府与公民共同推进模式，市民社会已经具有相当独立3、公民社会自我推进式。公民化成为社会主要特征，第三部门成为社会主要力量。我国目前处于政府推动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公民社会发展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府主导的责任究竟是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政府包揽和完全控制，导致政府全力的膨胀。我们要把个体政府的行为与政府行为区别开来。前者经常打着后者的旗号。政府关注到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推动是有利的，因为这是现代社会趋势。形成社会有序性。政府自身行为必须受制于法律。全球化问题也要求政府必须依靠其他力量解决问题。政府的改革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互动。
上半阶段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责任与自由如何联系在一起？社会良知是对自由的限制，自由或良知给人自由的权利，为自己做决定负责。该如何理解自由？对自己的决定作一些限制？中国的发展有独特特点。外商投资人士如何融入到社会中取得呢？政府在公民社会中到底要其什么作用，能起什么作用？公民社会如何走向市民社会？中国的生产力非常高，共产党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公民社会现在越来越强，是否会更加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日本千叶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执行委员高嚴：《变化中的日本经济伦理基础结构》
经济伦理可能不会带来回报，成为恶性循环，来自于政府和市场，当然企业也有自己的责任。21世纪可能面临的挑战，政府要采取什么措施。市场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经济伦理？ 政府要创造一个良性的基础设施。我来自于研究机构，对于日本发生的事情时有贡献的。2001年法律项目可以给企业一个激励机制，遵循这样，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研究企业为何不按照规则做事？政府审查，前咨询责任，但是这样可能会使政府出现腐败。就把它调整为事后审查制度。政府有很多人才去发现这些不良现象。日本已经积累了很高的外债，需要引入框架帮助政府应对挑战：经济伦理理事会（1999年）设置各种道德标准和行事，提出各种公共利益披露法案（2003年），一旦政府违法，就会接到报告提醒和相关机构处理。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保护股东权益。如果公司有很多股东行为不轨都会得到管制。内阁办公室也是按照法规形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恩桢：《南街村人的经济伦理及其启示》
在中国当代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他是一个另类。家庭与个体所有制中，只有南街村和华西村是集体经济。北京有不少官员都访问南街村，分为两类：退休官员去得多；在职官员不敢表态。南街村的特点：1、村内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机制在这里没有多少余地。 2、提倡“傻子”精神，即不计报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别是村领导班子皆能身体力行。 3、“外圆内方”的经营方略，即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对内是集体主义治村。 4、独立特行的行事作风，不管外界对南街村褒贬如何，始终是我行我素。
美国Ｌoyola大学经济伦理学教授、美国经济伦学会执行董事John·R·博特赖特：《勉强的守卫者：有效公司治理看门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守业者负担很多责任，当然会使成本增加，如打官司，也会存在风险。守业人到底能做什么呢？中间人，例如会计师，律师及银行家，他们是看门人。看门人是合作人，他们的合作对于企业的运转来说是必须的，并且，通过合作，他们能够防止企业出现重大的经营管理上的不善。由于他们在监督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籍此保护股东利益，看门人在企业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期安然及其他企业发生的丑闻，部分原因是因为主要看门人制度的普遍同时失灵。然而，中间人主要是提供付费服务，而不是特定地去帮助进行企业管理。这些机构里的人是看门人或者监护人，他们勉强工作着。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间人去执行看门人的职责，依据何在？看门人的确切职责又是什么？本文通过确定中间人担当看门人职责的主要原则，来澄清这些问题。中间机构有很多责任，如银行不仅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还要审查企业是否合法。美国很多银行会对洗钱具有反洗钱责任。守门人应尽的责任如何履行？如果我们能够预防欺诈，会产生成本，如何做好成本管理。可以对企业进行制裁和监管，财务标准控制金融和经济行为。如何以经济的低成本获得中介机构的未雨绸缪？这就需要一些标准。
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政府负有很大责任和成本。１、如何经济的是中间人管控？２、市场的作用？不同市场管控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上海富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袁立：《富大集团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
１、民营企业与社会责任
关爱员工、环境、资源——善待我们的员工、善待我们的客户。“小河有水大河满”“员工富了企业富”，只是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实在。富达公司的奋斗目标：2010年员工全部进入中产阶级。年收入6~50万人民币/人。收入三大块：投资人回报、员工回报（奖金或股金，投入聪明才智和人力资源）、回报社会——多赢！一提到社会责任就认为是慈善捐款是肤浅的。
2、分配
第一次分配：按劳分配
第二次分配：社会福利
第三次分配：富人捐款（当我退休时要捐出我的全部资产，向比尔·盖茨学习）
3、教育
任何社会都会有贫富差别。教育是穷人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帮困基金”和“阳光基地”。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晓禾：《富达的探索及其对职业经理人问题的意义》
公司管理权交付经理层以后，提出了经理层如何忠于公司的问题。好人文化基础上选拔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公司合营企业来解决中层问题和铁心。美国采取19世纪所有者兼营；21世纪捆绑式经营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也在搞MBO、主大放小的经济捆绑、产权改制的方法。富大采取传统文化中的传贤模式。他认为直接聘请职业经理人是行不通的，采取自己培养。解决了接受度、重程度、增进员工角色。潮MBO公司合营方向发展。利益、情感、信仰驱动中，用30%的情感驱动制约利益驱动。
启发两点：资本家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的对抗模式，在中国目前不该采取。从职业经理人的忠诚来看，它不是孤立的，立足法律治标不治本，把人的德行作为整个人的一部分来看待。
德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的一些原则》
柏拉图就主张道德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实现超越的方法。好与恶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普遍化、一体化和经济规模的情况。
市场环境下竞争是不完美的，所以就需要伦理和道德作用了。以及依赖法律作用，就连亚当斯米都认为我们需要这些。
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L·福科特：《负责任的经济行为》
不平衡发展、人权问题、腐败问题、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污染问题。经济增长中的软指标：公正、经济和价值的和谐。首先，透明和信息披露；其次建立和谐的社会系统；第三伦理和社会价值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以及从经济角度看待价值的问题。
中国用传统文化谈论伦理，利益相关者。中国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企业进行竞争不得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我们也看到在劳工、人权方面的进展，企业不能以追求利益为唯一目标，还有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使用。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泽应：《论生态经济伦理公平》
生态平衡处
考克斯圆桌会议全球执行董事S·B·杨格：《中国经济伦理的两大传统标准化模式》
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中，关于伦理行为有两种对抗和矛盾的路径，两者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每一个路径对中国经济伦理发展来说都具有意义。这种紧张状态存在于美德的角色（德）与利益的强制（利）之间。用经典儒家术语来说，这种紧张状态是看以君子人格还是依靠小人性情为基础。或者说，存在于《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方法和墨子的方法之间。每一种方法都是一种达到秩序之路，对中国人来说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盛行于中国史上的政府组织的模式是墨子提供的版本，这一模式基于强制命令和遏制私利，曾经被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编撰为法典，以此作为具有宇宙合法性的中央集权的皇帝的命令。这一伦理系统的核心价值是“太和”，或者说是天下太平。在此系统前提下，工商企业逐利的思想被视作对秩序的威胁，所以交易买卖必须由国家通过一套高深的奖罚制度来控制。每个行业由政府配置到社会某个地方，也许会带动那个地方的繁荣。这个系统产生了秩序，但同时也付出了发展停滞和裙带腐败的代价。第二种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寻求儒家的乐观主义，认为人们有充分的情感动机来关心他人——仁和恕——认为可相信人们本能地能扮演好自己适当的社会角色。自主和革新成为了可能，工商企业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威胁了。这一社会模式的著名表述是孔子提出的，他将治理描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模式本质上具有超凡魅力，个人的内在美德和力量有助于社会凝聚力。这种模式中个人必须举止得当符合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它也预示着社会的变革和精英循环。第二种模式与经济伦理原则和公司社会责任更为一致，而要求政府较少干涉市场。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了“八荣八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协调两种传统的引人注目的努力。他是在分散的个人美德与私人利益的框架内寻求一种有秩序的道路。
盛行于中国史的政府组织模式是墨子提供的版本。中国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应该回到孔子而不是墨子。在中国的《论语》、《孝经》和《礼记》中孔子对于伦理的贡献可见一斑。 墨子认为人人都是“小人”，而孔子责任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两种假设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关系学院院长、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伦理学会副秘书长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学者应该加强几个问题的研究：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从何而来？为何要有责任，如何兑现？整个过程要有人的因素。
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高国希：《机会公平与政府责任》
如何实现政府的责任？政府需要理清自己的职责，自己需要承担哪些职责？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局提供经营活动中，不恰当的介入，导致垄断行业（电力、电信等）。政府错位，与私人企业竞争（红顶商人既是政府公务员又是商人）与民争利。
公正问题涉及程序公正问题中存在问题。中国政治法规属于行业法规，相关部门的利益就被内置了。公平包括：就业公平、教育公平、分配公平。
中国的责任对应: 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哪个更确切？
考克斯圆桌会议全球执行董事S·B·杨格：《中国经济伦理的两大传统标准化模式》
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中，关于伦理行为有两种对抗和矛盾的路径，两者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每一个路径对中国经济伦理发展来说都具有意义。这种紧张状态存在于美德的角色（德）与利益的强制（利）之间。用经典儒家术语来说，这种紧张状态是看以君子人格还是依靠小人性情为基础。或者说，存在于《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方法和墨子的方法之间。每一种方法都是一种达到秩序之路，对中国人来说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盛行于中国史上的政府组织的模式是墨子提供的版本，这一模式基于强制命令和遏制私利，曾经被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编撰为法典，以此作为具有宇宙合法性的中央集权的皇帝的命令。这一伦理系统的核心价值是“太和”，或者说是天下太平。在此系统前提下，工商企业逐利的思想被视作对秩序的威胁，所以交易买卖必须由国家通过一套高深的奖罚制度来控制。每个行业由政府配置到社会某个地方，也许会带动那个地方的繁荣。这个系统产生了秩序，但同时也付出了发展停滞和裙带腐败的代价。第二种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寻求儒家的乐观主义，认为人们有充分的情感动机来关心他人——仁和恕——认为可相信人们本能地能扮演好自己适当的社会角色。自主和革新成为了可能，工商企业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威胁了。这一社会模式的著名表述是孔子提出的，他将治理描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模式本质上具有超凡魅力，个人的内在美德和力量有助于社会凝聚力。这种模式中个人必须举止得当符合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它也预示着社会的变革和精英循环。第二种模式与经济伦理原则和公司社会责任更为一致，而要求政府较少干涉市场。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关系学院院长、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伦理学会副秘书长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学者应该加强几个问题的研究：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从何而来？为何要有责任，如何兑现？整个过程要有一个人的因素。
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高国希：《机会公平与政府责任》如何实现政府的责任？政府需要理清自己的职责，自己需要承担哪些职责？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局提供经营活动中，不恰当的介入，导致垄断行业（电力、电信等）。政府错位，与私人企业竞争（红顶商人既是政府公务员又是商人）与民争利。
公正问题涉及程序公正问题中存在问题。中国政治法规属于行业法规，相关部门的利益就被内置了。公平包括：就业公平、教育公平、分配公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博导童世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是一种制度创新，而且是一种文化创新：只有通过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文化矛盾，我们也有可能培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1、消费主义和消费市场的矛盾。2、创新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在消费主义和创新主义之间如何平衡呢？3、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创新之间的矛盾。我们更加强调人的责任，在文化市场上我们的政府更多的是要容忍而不是鼓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市场中存活而不是在国家中存活。
解决创新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重视科学转化，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
解决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要有更加务实的理解，区别于共产主义价值观。对和错、好和坏之间的界限。好的就是要推崇和鼓励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接近的，但是对于自由的底线确是有很大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