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与责任——第二届中国学论坛经济伦理分论坛综述

第二届中国学论坛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分论坛的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与责任——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论坛邀请了《求是》杂志副总编、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夏伟东，《伦理学研究》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唐凯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焦国成，“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主席D.罗索夫（Gedeon Josua Rossouw）以及国内外其他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企业家共四十余人，于2006年9月21日至22日，围绕“企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社会与经济”以及“经济伦理：自由与责任”四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企业与社会

21日下午，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唐凯麟教授致辞。论坛第一场“企业与社会”正式来开帷幕。

1、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围绕“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是近年来业界和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来自南非的D.罗索夫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徐大建教授都赞同要用一种“全面”的公司治理方法来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非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如此才能说一个公司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而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复旦大学的苏勇教授列举了当前中国企业存在的一些伦理问题，指出中国文化资源中已经蕴涵了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思想，虽然在中国，人们已经日益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任重道远，要使企业家有追求经济伦理的领悟。

在讨论中，学者们还就如何具体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实施障碍在哪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能否纳入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框架之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并不是企业富裕了以后才谈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这也确实是个知易行难的问题，需要制度安排营造社会大环境来保障讲伦理的企业不受伤害，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核心竞争力。

2、企业与市民社会

企业市民社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作为中间组织，对企业发展能起到监督和舆论的作用。同时，企业为发展市民社会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努力。

自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的金黛如（Daryl Koehn）教授认为，公司为发展市民社会的努力可以有两种模式，其一是“自治模式”，经济上能产生绩效、政治上公民独立享有自由，但存在自私、腐败等危险。另外一个模式是“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很多人受政府压力不敢发表意见，新闻不自由。两种模式都有缺陷，她目前还未找到“第三条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贻庭教授从权利和责任角度切入，分析了企业的环境责任，这是企业对市民社会所要承担的绝对责任。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主张要区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在守法的基础上企业有承担道德责任的自由。实现企业道德责任需要如下要件：法律制裁力、市场筛选力和中间力量（利益相关者，如社会民间团体）的博弈力量等。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周祖城教授主要论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于公众了解企业、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市民社会与企业互动的一种行为。

复旦大学吴新文教授则从培育市民社会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改善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他认为，经济领域不道德行为背后有某些企业与地方政府牢固的联盟，所以要建立有监督作用的公民社会，这在中国是可行的，我们有自由结社的宪法保证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学者们还就企业目的与企业伦理的关系、如何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政府与市场

1、市场化与政府的责任

下午第二场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首先围绕“政府责任”问题，上海市人大的周锦尉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政府来说，首先要退出微观经济的运作，同时政府部门有责任在市场和赢利组织难以作为的区域作为。特别是有责任提供公平的市场秩序和环境、各种法律和法规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也认为，政府所提供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是最大的公共品，这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市场准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和教育公平，这也是为了保障每位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

河南财经学院乔法容教授着重从伦理角度分析了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重要的是不能让政府从业人员的自利性影响公权公共性的发挥。

来自美国圣母大学的罗杰•D.黄（Roger D. Huang）和乔治•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教授就人民币-美元汇率的伦理问题做了阐述。黄教授认为，经济学角度的“公平”意味着平等交换和信息透明，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做出努力；恩德勒教授则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角度出发，认为“公平”是人们有能力按其珍视的价值观生活，每个国家应当能在公平互利的前提下自由选择他们的公共政策。他们建议政府不要轻率地实行自由浮动汇率体系，因为经济上的不理性也是不道德的。

在本场讨论中，学者们都很关注怎样才能避免政府私利的产生，中国政府为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做了哪些努力。有学者认为，政府的努力已经表现在健全法律法规、实行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也有学者提出靠制度约束政府行为，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监督法》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2、企业与政府

在“企业与政府”的问题上，《求是》杂志副总编夏伟东教授介绍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当主要围绕企业做文章，政府最大的责任是帮助各类企业驾驭好市场经济，并有效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关键是处理好所有制与分配、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这三对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赵修义教授认为政府转变职能，必须在理论的方法论层面上也作出反思，首先要摆脱经济学帝国主义，不能把“经济人”假设推广泛化到各个领域。经济人在作为基本的人的时候，也是有感情的。要善于从企业家身上挖掘和培育他们对于社会的感情，企业伦理才真正有可能发展起来。

学者们在讨论中还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发挥政府宏观调空的职能，借以扶持和推动市场健康发展。也有学者结合之前的讨论提出，企业、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三者应当共同来构建和谐社会。

三、社会与经济

22日上午，论坛开始了“社会与经济”的专题讨论

1、           市民社会与经济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的焦国成教授阐述了资本自由和社会良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实际就上是资本自由和社会良知之间的问题，既不能任凭资本增殖，也不能绝对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妨碍资本增殖，否则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无法生存。

美国旧金山（San Francisco）大学的马文•布朗（Marvin Brown）教授提出了一种情境研究的方法，即将企业看作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发展出适合各自企业的公民道德，例如互惠、诚信等。

华东师范大学的余玉花教授论述了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她提出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政府要引导社会实现自我管理，促进市场发育和公民文化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的周中之教授则从消费角度论述了公民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人们除了拥有消费主权以外，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社会道德风气和公共卫生安全负有责任。

2、           经验与教训

日本Reitaku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巌（Iwao Taka）教授介绍了过去十年日本经济伦理发展的经验。政府、市民社会以及企业的责任都在发生转变，必须重视立法者和商业领袖的作用，他们能促使企业加强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袁恩桢研究员则谈了中国南街村的经验，集体主义、“傻子”精神和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使得南街村经济取得了骄人发展。

美国Loyola大学经济伦理学的约翰•R•博特赖特（John R.Boatright）教授则从中间人责任的角度谈了第三方机构（如银行家、评估机构、会计师等）对促进交易、防止不良作为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履行监督职责，杜绝企业丑闻。

上海富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袁立先生从经济实践的角度谈了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他认为员工满意了，企业才能更好发展；企业利润除了回报投资者以外，也要回报员工和社会，他们设立了专项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和帮助劳教少年技能培训。袁立先生还表示将在退休之际捐献所有个人财产。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陆晓禾研究员评价了富大集团的探索及其对于职业经理人问题的意义，她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管理”的问题，上海富大集团创始了一种基于“好人文化”职业经理人选拔和培养的办法，很好地解决管理层的铁心负责和忠诚问题，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经济伦理：自由与责任

本场专题讨论主要从经济伦理学科本身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探讨了一些经济伦理的原则和改善的途径。

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伦理经济和商业文化中心主任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教授提出，经济伦理学要研究的是在何种条件下，道德和利益可以达到一致，既不能忽视人的经济利益，也不能使经济伦理学走向功利主义伦理学。同时他也提出，经济活动需要法律和道德规范来共同保证人们忠实履行合同和公平的市场交易。

匈牙利布达佩斯Corvinus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拉茨罗•福科特（Laszlo Fekete ）副教授提出，要倡导“负责任的经济行为”，这一行为是最小负效应的，有助于创建伦理、经济和社会价值和谐。中国企业想要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必须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同时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确保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王泽应教授从生态经济伦理公平角度论述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阮航从“利益”和“interest”的词义辨析角度阐述了要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研究才能实际地解决中国经济伦理问题。

考克斯圆桌会议全球执行董事斯蒂芬•B.杨格教授比较了孔子和墨子社会管理方法，建议回到孔子“人性本善”的角度考虑如何管理社会，这种模式与经济伦理原则和公司社会责任更为一致。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小锡教授则概括了近几年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果及其基本特点，提出要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教授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是一种制度创新，而且是一种文化创新：只有通过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文化矛盾，才有可能培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经济伦理学要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国外的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学科的生命力体现在说服力、感染力和创造力中，相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经济伦理学将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