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精神”研讨会综述

2006年12月2日，在水乡朱家角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哲学精神”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重点阐明了探寻“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并就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周山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此次研讨会主题的缘起与意义。在南昌举行的2006年中国哲学史年会上，有学者曾提到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山研究员认为，这样的归纳不是很准确。他提出，自胡适编写中国哲学史以来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但中国哲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没有经过深入的讨论，更没有形成成熟公认的结论，而常常被中国哲学的特征或特点替代，甚至将民族精神、文化精神等误认为中国哲学精神。但如果连中国哲学精神都概念模糊、不能把握，又谈何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他希望这次研讨能够作为一个起点，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思考这个问题，能够对中国哲学精神有个自觉的理解和把握。

一、前人的论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若晖博士首先介绍了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有关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些观点。

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中归纳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1、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但暗示性强，给后人注解、诠释的空间；2、“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3、哲学被引向政治思想，二者密不可分。这使得伦理与政治合一，个人与社会合一；4、哲学家用训练有素的超脱法与外化法超脱自己所研究的哲学。这样哲学家推理论证但不传道，懂哲学但不用哲学，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他提到，“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但论述比较零散。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反命题统一成合命题，但如何统一起来？求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就是使人具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周山研究员介绍了张岱年先生概括的中国哲学的六个特点：1、合知行；2、一天人；3、同真善；4、重人生而不重知论；5、重了悟而不重论证；6、既非依附科学也非依附宗教。这些概括基本上综合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前辈学者的意见，但这仍然不是中国哲学精神。如果西方哲学精神可以用“求真”来概括，那么，中国哲学在求什么？他提出，我们长期研究中国哲学所产生并积累的种种感悟，应当是时候飞跃到把握“中国哲学精神”这一阶段了，否则中国哲学研究就一直处于“冥冥之行”的状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成为了问题。我们既可以通过研究来把握精神，也可以反过来用精神关照研究，这样中国哲学才会有精气神。

二、比较与对话

“哲学”这一概念本来就是舶来品，因此要探寻中国哲学精神，就不得不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研讨会上，学者们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副教授提出，中西方哲学可以在“对话”中而不是“比较”中研究。因为“对话”可以是中西哲学相并存列的交流方式，而“比较”的方式容易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范式来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把握中国哲学精神，这样将中国哲学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从而背离了中国哲学精神。以西方范式来理解中国哲学，其结果是中国哲学要么成为低级形态，要么被任意裁套。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潘德荣教授认为，“对话”之中也可以进行“比较”，但比较不一定要按照西方哲学来建构。因为对话的特征首先是区分，比较还是有必要去做的。但是如果试图要找出唯一的主导来概括中国哲学精神，也是有困难的，因为中西哲学都并非某一种东西在起主导作用，而是内在多线条的东西同时在起作用，只是隐显之别而已。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世界经历了很多时代，每个时代对生命的关怀不同，而在同一时代中，也有多种精神，它们都反映了整体人性中的不同侧面，所以，只能在多元整合中寻找答案。

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博士提出，无论是情势所成还是理所当然，中西哲学遭遇是既成境遇，关键是我们当如何。对此，潘德荣教授认为，反思这样一种生存境遇是很有必要的，从中，有人看见冲突，有人则希望从区分中获得互补，而后者才是可取的态度。

三、研究的视野

探究中国哲学精神，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厘清一些重要的概念，明确这个问题的内涵和外延。

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曹泳鑫研究员提出，首先，我们要清楚界定究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还是“中国人的哲学精神”；其次，现当代社会变革以后，究竟哪些能代表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还是马克思化的中国哲学？

中国社科院郑涌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应当是中国哲学最关键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概括，可以扩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展示”，其切入点可以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他提出应当细分中国哲学精神：其一，与权力结合，有帝王将相的哲学精神；其二，与知识结合，有文人墨客的哲学精神；其三，平民百姓的哲学精神。这三个方面应当综合考虑，尤其是第三个层面，这是中国哲学中最原生态的东西。

周山研究员提出，在今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年会上，多数学者将中国哲学精神和特点归于儒家的理念观点之中。他认为，这样很狭隘，我们的视野应当投放到整个中国哲学中，而不是一家之言。

四、一些可行性路径

本次研讨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精神究竟是什么。虽然目前要以凝练的语言概括中国哲学精神难度很高，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接近中国哲学精神的可能性路径。大家认为，通过探讨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从不同侧面接近共识。

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方松华研究员从三个层面探究了中国哲学精神。其一，历史层面，即从中国哲学的起源寻找中国哲学精神。从先秦子学时代可以总结出，“求道”是比较一致的精神，尽管我们对“道”还有不同的认识。这种精神发展到汉代转化为经学思想，开始注经工作。经过历史的发展，到清代又出现了逆转，也就是通过考据等方式注经，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只想而不作”，金岳霖先生也持这一观点；其二，从横向层面看。中国传统哲学中多种元素并存，不能一概而论；其三，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层面看，二者区别还是比较明确的。中国哲学本心是“求道”，注重的是追求心灵境界的不断提升，即“成仁”，这与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推理等方法是不同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夏金华研究员从佛学角度谈了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把握。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理想境界或理想人格及其实践的方式途径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佛学对中国哲学精神最大贡献，就在于理想境界的提升和多元化及其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实践方法。如果以佛学的理想境界和实践的方式途径来概括中国哲学精神，就是以出世的立场或态度来做入世的事业。

华东师范大学郑忆石教授提出，现实中人们普遍面临精神失落的困境，这也显示出了探寻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传统，而是要从传统哲学中挖掘出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来指导现实的精神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蔡林波提出，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是关于人生、道德境界方面的。儒家事关人与人的关系，佛家事关人的精神终极追求，而道家事关人与自然关系。观察世界和人的方式各有特殊，最好能够在此中求通达。

在讨论时间里，与会的其他学者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周山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提出，中国哲学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传统的中国哲学只是已知条件之一，而且中国哲学的重心与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不尽相同，那么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讨论和研究中国哲学精神，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责任。过去我们积累的都是知识性的个案研究，现在需要上升到学识层面，还要进一步上升到智慧层面，这是一个“闻道”的过程。几代人都力图完成这种责任，但是尚未完成。我们这代人要继续这个任务，这对后人也是一种负责任的交代。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周山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可以概括为“求道”二字，也可以扩展为“闻道”、“履道”，此次讨论本身，也是一个“求道”的过程。当然，本次研讨会对于探究中国哲学精神而言，还刚刚起了个头，今后，我们还将定期围绕这一主题举行研讨会，以期推动这一主题的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