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博士作“创新型国家的入轨进程”报告

2007年4月10日上午，哲学所所内同志的学术交流活动如期举行，赵克博士作了题为“创新型国家的入轨进程——从美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辩论看”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赵克博士介绍了“创新型国家”的三个指标：R&D（研发）投入应当占GDP的2.5%以上；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科技的对外依赖程度在30%以下。根据这三项指标，我国想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至少离结构性目标，还很遥远。虽然国家曾经有计划力争到2000年，R&D（研发）投入达到GDP的比例1.5%，但实际情况是截至2005年，这一数字刚刚达到1.34%，而且我国目前对外科技创新的依赖程度为60%，还属于科技依赖型国家。

赵克博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规划有目标，却总是落实不了，而美国却能够自发地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他的回答是“美国向创新型国家入轨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规制（governance）保障和社会价值观的支持使得这一转型有了依托”。

谈到美国向创新型国家入轨的背景，赵克博士认为与中国的环境很相似，都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殖民地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美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奴隶制的维护者和建立自由社会的倡导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核心就是人性问题。

当时美国这场有关人性的争论，主要立足于现实的人性，他们发现，人性中有创造的一面、也有毁灭的一面，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需求。人们所处的阶层不同，就会引发利益冲突，这时候就需要设计一个权利制衡的制度，把人性中毁灭性、“坏”的一面纳入控制范围，社会运行的控制主要有控制原因和控制结果两种途径，且各有利弊；尤其是控制原因其弊端在于会遏止创新的动机与需求，最终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动力。所以制度的设计去控制结果，让各方利益都可以受到制约与保护。因而三权分立产生了。跟科技创新有密切关系的法案是专利法和反垄断法，通过限制企业密谋合作、联合定价和鼓励发明创造，促使整个美国社会在民间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达到利润增长的目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很注意约束富人干预政治，同时也力求避免权力膨胀、政治干预经济。

赵克博士的报告引起了大家很大兴趣。夏金华研究员认为，科学发明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从事科学发现的人数却寥寥无几，客观上是鼓励发明，但对科学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而且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对此吴晓江副研究员做了说明，科学发现注重的是优先权和公开性，而科技发明注重的是专利权和保密性。对于侵犯知识产权，专利法也有明确具体的说明条款，颜色、外观等等是不能列入专利范围内的。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对于重大科学发现也是予以重奖的。

俞宣孟研究员认为，赵克博士报告的中心观点是美国之所以转轨成功，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有关，那么，为什么在英国、法国对人性的理解同美国人一样，甚至美国人还是向他们学来的，他们这些国家却没有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创新型国家？人性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可变的么？赵克博士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美国社会当时对人性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常识来理解的。

周山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科技创新不一定与制度有关系，有时只是偶然性的关联。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与制度之间就几乎没有关系。他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移民的素质。几乎所有的移民文化都是前卫的，比如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来到这里的人，都不满于英国老化乏味的氛围，都充满创新精神，思维活跃而不安于现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也是移民城市居多，那里的人相对就比北方具有创新意识。

吴晓江副研究员表示赞同，因为文化的内层是人的价值观念，中层是制度，外层是器物，归根结底，人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制度和器物的产生。

评论：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是否也像自然科学中一样找得到普遍必然的原因？自然科学是可以重复的，同样的条件可以预期同样的结果，人类历史的发展会出现完全相同的条件吗？如果不能，就应当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国外的经验当作一种借鉴。对此，赵克博士表示赞同，他说，现在的国际环境和当初美国起步创新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最后赵克博士表示大家的提问和探讨对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报告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