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日，上海社联、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社会院哲学所、《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中国城市问题研究论坛联合举办了“中国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与道路自觉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杭州、苏州等地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针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问题、城市社会的中国话语建构以及城市社会的共性与个性等主题，开展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上海社联的胡赟主席、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何锡蓉研究员、《探索与争鸣》的叶祝弟主编分别致辞指出，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应在多学科的对话中，通过对不同城市文化的对比，在哲学的反思和关照中予以把握，才能形成中国城市社会文化和道路的自觉。会议探讨的主要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 城市问题的跨专业解读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武廷海教授指出，从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的高度来看待城市社会的发展，要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的城市规划。他通过梳理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食货与城市的关系，来说明统治者借助于空间化的手段来实现其统治。武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城市首要是政治功能，而这种职能则服务于经济目的。现代城市的产业化多是在传统政治城市基础上展开的，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城市与西方城市的差异，城市既是组织社会的手段，也是“民附着于地，人地相称”的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化。也就是说，通过治地来治人，传统的城市是治国安民的共居。在城市中通过安全而公平的住居安排，市场与教育等设施配置，以及城乡之间的合理的土地利用，充分的就业安排，这是一个基本的治国经验。因此，当下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应当在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前提下，结合当下的实践来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沈湘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的前提是要对中国的城市社会的内在逻辑有一个把握，在他看来，城市社会存在文化逻辑、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四个逻辑之间的冲突。文化逻辑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古、今、中、外之辨上，在不同文化逻辑的影响下，城市空间碎片化，但文化逻辑受到其他三个逻辑的制约；技术逻辑决定了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其具体的空间样态，也是支撑特大城市的必要物质基础，但技术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也影响和改变其他三种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资本逻辑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但权力逻辑是占主导性的，二者的合谋造就了当下社会的整个面貌。对资本的批判不等于简单地否定，而是揭示它的问题，合理地利用和去超越它。在这四种逻辑的互动下，中国城市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特征，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市发展过于重视稳定而非正义，可能存在的理性自负和合成谬误的危险，空间区隔、生态问题对于城市发展的严重影响。应对这些问题，要求一种基于主体责任感的自觉意识，使得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成为一个包容古今中外的差异系统。（应围绕跨专业解读，注意往跨专业上靠，其提出的四个逻辑，其实是四个专业角度，作者要归纳提示一下）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张学良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对列斐伏尔开启的“空间的生产”主题进行了思考。他指出，经济学的内核是时间的建模，在经济学模型里面，在生产函数的模型里面，空间只是一个容器，运输成本为零的，规模报酬是递减。人是劳动力，是资本，是理性的、同质的。但现实生活中空间是异质的，人也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空间的异质性、多样性，空间关联性和它的自适应性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将空间的维度重新拉回到经济学的视野中，是经济学的空间与人的转向，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已经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过程中，跨学科的研究尤其重要，在多学科的互动中对异质性的空间进行测量，对其溢出效应进行计算，例如空间计量经济学、地理学的测量技术、以及大数据等方法。这将为文化自觉提供实证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叶超教授试图通过三个关键词来把握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即整体、返回、空间。城市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尽管在不同的学科中呈现出一种时间或空间上的断裂。而试图超越这种碎片化的状态，达到一种整体性，就要求从城市的经验性实践和对城市的具体研究中返回到形而上的思考中。这就是对城市社会发展中的文明自觉和道路自觉，这两个问题应并至而论。在这种哲学的思考中，城市的本质表现为空间，一个属于我（们）的空间。简言之，城市的根本是文明，文明的根本是社会，社会的根本是正义，正义的根本是权利，权利的根本是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社会的文化和道路的自觉还需要借助于哲学的批判性，在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同时，积极地构建一种城市秩序。
二、城市社会的中国话语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强乃社研究员强调，中国当前的城市社会的建构需要有属于中国的城市话语。文学在建构城市意向和记忆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在城市史、城镇化史研究的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但是城市研究依然缺乏一种概念式的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独特性，以及近代的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依然缺乏相应的理论把握。在这个问题上，当下的城市研究应回到中国，回到北京，回到习近平。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作为社会主义的空间实践，对于研究资本的全球性空间转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古都之一，应当在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得到恰当地理解和表述。另外，城市研究、空间研究和空间治理都应当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予以把握，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集中的体现了这方面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城市发展具有指导性。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高春花教授认为，城市化研究应包涵理论和价值两个维度，这是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的必要条件。她指出，城市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比如说财富急剧的积累、分配的公平化、市民社会自治能力提高。但其消极的方面也很多，农民以被边缘化的方式进入城市，以及乡村被拔根的问题、空间正义问题、人的商品化、物化以及异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文化相关。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主要由市民社会推动的，因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成长也培育了契约、平等、自由等城市精神，与之相比，中国城市化主要是由上而下推动的，与之相应的城市精神还比较欠缺，这也是城市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因此，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或者对城市文化自觉进行自觉性地反省就非常必要。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理性的发展。但理性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在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对于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应主要从二者的统一来入手。
苏州大学哲学系邢冬梅教授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文明自觉的主题如果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来看，那就是强调科学的境遇性。境遇不仅取决于外部时间和外部空间，更是由内部时间和内部空间来刻画的。内部时间，也是一个真实的时间概念，简言之就是个体的内在感知系统。它之所以成为丰富而真实的时间概念，是因为其中有空间的活动，二者的对应就是所谓的境遇。风水文化指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境遇。当我们用境遇的观点来看待城市，也就是说将城市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应当具备系统的自组织、自进化的特征，因此应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我完善的境遇性的生长过程。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模式，或者说体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生两种模式的冲突，以及冲突引起的不断重构。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忠教授对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离不开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城市社会作为一个综合的关系体，需要一个相对确定的、可预期的、共识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借助善或者其它的伦理范畴去表达，这就是城市社会的伦理性。对这一秩序的思考实质上是城市实践倒逼的结果。不仅城市和人的关系具有伦理性，城市本身的演变同样具有伦理的属性。早期的城市社会相对强调整体性的时空观和伦理观。从商业文明、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兴起以后，城市社会开始走向精细的分工，其伦理性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尽管社会在整体上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却造成了个体化的幻想。在中国当下的城市社会的建构中，原有的一些伦理观可以很自然地切入城市社会的机理，例如，从善的角度对“好”生活的表述，这是城市的内在伦理性的表达。但这并不足够，文化自觉还要求对伦理本身进行一些重构，也就是达到关于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的高度。伦理自觉不仅依赖于人们天性中的良善，更依赖于城市公共性的建构，以及对城市的流动性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权利的固化、传承性和不可流动性的状况，这些都有碍于城市发展形成可持续的秩序。
三、中国城市社会的共性与个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锡蓉研究员强调，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城市空间对人的关注。这个问题具体的表现为，对于城市的研究应当在借鉴西方城市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化理论，从自觉到自信，建立中国话语体系，走中国道路，不能照搬任何现成的理论。不同的城市有其共性，更有其特殊的个性。城市在物质样态及管理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共性，这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但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则是个性化的，且更加重要，因为个性是城市活力的来源。对于上海而言，挖掘上海区域性的精神特点，需要结合上海城市精神，结合上海的文化资源，以及结合多年来取得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经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城市气质展开具体的研究。她列举了上海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注重结合区域性文化特征和资源的做法，说明以具体的城市精神和特别的方式达到文化自觉，才能够支撑起中国城市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和道路的自觉。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慧教授认为，当下的空间研究应以空间批判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发展的空间动力学，以及今天该怎样更好地面对空间转型及实践的问题。她指出，空间研究首先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在原著中挖掘和重新地解读空间的意义，为今天空间转型寻找一个理论根基。此外，当代的空间实践还应当关注具体的空间策略和空间实践：第一个是社会发展与都市空间，也就是说在对资本的空间批判和都市发展及治理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第二个问题是人文地理与城市空间，空间充满着文化和意义，所以关涉到情感与生命体验，但空间也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第三个就是信息社会和网络空间，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空间、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络重构了，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当中，主体以及主体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网络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冲突对城市社会的影响等。第四个主题是中国战略与全球空间，空间转移代表全球政治经济的转移，而“一带一路”的战略，从空间上来讲，是通过新空间的拓展，来带动文明的传播的过程，是对全球化的积极应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贺慧教授，从“中国城市社会的道路建构，从公共空间的绿色营造”谈起。她首先对公共空间做出了界定，公共空间是一种具有发展性的空间，它强调空间的公众性，以及以公众性为基础的开放性，继而呈现为具有开放性的空间形态。而这种空间形态主要是由点、线、面三种空间类型构成的。点状空间类型主要指的是市民社交的广场，线状空间指各种类型的道路，面则是综合性的空间区域，如片区级、社区级的公园。公共空间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整个城市社会的健康生态系统的有机节点。例如，绿道不仅是一个线性的公共空间，同样也是链索，把其他的点、面的空间全部串联起来了。其次，整个城市是由增量转存量的过程，城市规划将由大拆大建转向微更新，完善城市的公共空间，满足市民公共活动的需求。再次，网络时代的健康交往也需要公共空间。在当下虚拟空间和社交媒介泛滥的世界当中，公共空间对大家走出门面对面交往，尤为重要。第四，公共空间的绿色纬度。其绿色的维度主要体现为步行为主的连接性，可连续使用的，就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户外教育意义的和亲近自然的。此外，在绿色公共空间中，自然景观应是可以共享的，各空间类型之间的连接是无障碍，不同的空间功能适度混合，以保持空间的持续活力，还应对公共空间进行适度的文化引导。最后，公共空间要成为人们与自然对话的视线通廊。
苏州大学哲学系田广兰教授，对中国城市社会文化焦虑与文化自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城市在诞生之初就承载着人类的某种目的和意图。这决定了每一座城市它都具有独特的一个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活着的，不断地流动的。对于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的探讨，透露出我们对当下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上的焦虑。产生这种焦虑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点便是传统文化与中国城市化的急速扩张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何植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第二，城市文化的同质化，资本的扩张挤压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存在空间，导致了区域特色文化的失落和消亡，以及城市在空间样态和精神文化的同质化。第三点，与全球化的影响有关。西方城市文化的强势进场，在让中国人觉得惊奇和兴奋，也带来了自我的迷失和错失精神家园的感觉。我们的文化自信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普遍性的向度，共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社会的可持续的秩序，和对历史的延承性，这样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它既充满活力，又让人产生温暖和亲近感。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层面上看，所有的城市都应将这种秩序和历史性具体化为一定的规则。在普遍性的诉求之外，还应当有个性的向度，是文化自信的一个主要源泉。而城市的个性可能来自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的现代功能、城市的产业特色、自然环境等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整合。从整体上看，以普遍性的文化制度为基础，各城市坚持发展特色，多元开放，慢慢地能够消除文化的焦虑感，逐渐产生新的文化自信。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李龙教授：从体育教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城市社会，主要谈的是空间与体育的结合的问题。体育和空间一样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例如广场舞的问题，与体育有关，更有城市空间分割造成的缺乏整体性有关，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社会伦理的问题。其次，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是与城市精神有关的问题。从体育上看，尚武精神，是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的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昂扬的斗志，不萎靡不萎缩的生活态度，城市精神的建构显然不应缺乏这个维度。最后，体育包涵竞技性和全民性，竞技性体育往往为城市空间留下了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而现在国家着力支持的全民健身，必将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精神产生新的推动。
在自由发言阶段，多位青年学者就感兴趣的主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互动。陈忠教授为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城市论坛作为一个系列论坛，在持续地推动关于城市的对话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次会议关于城市社会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的探讨，展现了城市规划、经济学、体育、哲学等不同学科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和尝试性的方案，令人深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