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星期五）上午，哲学所在会议室举办了今年第10期“爱智慧”青年学术沙龙。这次沙龙的主题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多重视角”，邀请了副研究员张志宏、助理研究员钱立卿、高桦等三位所内同仁担任主讲人，所青年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高桦博士与张志宏副研究员一起参加了在耶拿大学召开的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与耶拿大学哲学系联合召开的中德哲学国际会议。这次青年学术沙龙，高桦博士分享了学术会议情况，自己报告的观点以及德国见闻。
关于比较哲学的合法性及其可能性的问题。根据陈寅恪先生对比较语言学各对象应同属一个共同系统的看法，比较哲学的合法性及可能性也应该以比较哲学各对象之间共属同一个系统为前提。比较哲学不是随意拿A与B不经反思地展开比较的研究，而是在考察A与B之间存在比较条件与意义的基础上审慎地挖掘同异点的反思性研究。若不以此为前提，则比较哲学只是一种胡乱的比附。
关于这次耶拿会议的发言内容。当人们谈论“应当”这个概念时，他们往往会把此概念看作是一个从属于伦理学范围的特殊概念。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大卫·休谟关于“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分，康德以及费希特伦理学理论的影响。但是这些哲学的方案没有瞄准正确的目标并且错失了此概念的核心。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认为应当与限制是有限性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概念包含以下几层含义：1，只有当在规定中存在一种否定时，某物具有限制。2，应当概念是一种内部的限制，一种规定。3，应当将超出这种限制，所以有限性将过渡到无限性。
分享了德国会议期间的见闻。主要介绍了二战时位于魏玛北部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通过一些图片的展示，可以看到托马斯·曼所说的“两种德国”的现实存在：即作为一战后德国宪法问世地的宪法与二战时作为残酷集中营的魏玛。
张志宏副研究员在耶拿会议上，做了题为“从儒家人权思想看当代西方人权理论”的学术报告。在这次青年学术沙龙上，张志宏和大家进行了观点分享。
现代人权的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没有人权思想传统。中西方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地缘的和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例如，就人权的概念而言，西方学界大多认为“人权是指人与生俱来所享有的权利”，认为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是无条件的不可被剥夺的。这显然是基于西方现代人权理论得出的人权定义。而通过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爱人、平等、人性论以及民本等方面所蕴含着的人权思想，以及其他诸子百家对人和人性的论述，笔者提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权应该是指“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
二者定义看上去相似，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西方的人权理论是基于“人是人，不是神，更不是机器”的思想基础，所以人是有人权的，强调的是作为自然人的权利，即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应该而且必须享有的权利，因而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是无条件的，不可被剥夺的；而中国古代的人权理论是基于“人是人，不是禽兽”的思想基础，所以人是有人权的，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人的权利，即道德人的权利，更加注重人的道德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也就是说，人权应该是具体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是离不开社会关系的。这也正是孔子讲的“仁者，人也。”恰恰是强调社会关系对于人的重要性的体现，这也是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的特点之一。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出的人权概念，也认为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因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自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而享有他的基本人权，但这种人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指人在社会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如果没有社会关系，人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定义包含着三重含义，也就是人权的三个基本特征：根本性，普世性和历史性。进而提出先秦儒家的人权理念是建立在其“仁爱”的基础之上的，仁是基于血缘亲情而生发出来的对亲人的爱。儒家倡导爱由亲始，但超越血缘亲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由仁爱而倡导的“泛爱”，从而可以推出对他人乃至其他动物的生命权的尊重。因此，儒家的人权理论更加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我们这里强调人权的历史性，是要指出人权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为人权虽然是每个人生而享有的权利，但人权的实现只能是在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权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够割裂历史、割裂时代、割裂社会背景来机械的看待人权问题。此外，中西方在人权理念方面还有许多的不同理解。如中国古代重视家族而不重视个人权利，而西方的人权理念却恰好相反。中国的人权观是社会本位的，西方的是个人本位的。西方人权论注重个人的价值、自由与权利，而儒家是注重整体。西方的人权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中国古代的人权是指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西方强调的是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而中国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人的权利，即道德人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权在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普世性的特点，有许多基本人权是中西方共同关注的，如都注重人的生命权、人格权、平等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这些共同之处就是中西方能够在同一层面进行人权对话的基础。
钱立卿博士在沙龙上分享了他在日本参加现象学会议的内容。
东亚地区的国际现象学年度会议最初由同济大学的梁家荣教授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田口茂副教授提议，于去年4月第一次在同济大学举行，今年6月第二次会议在北海道大学，计划明年第三次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举行。
这个东亚现象学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其中中国地区指大陆和港台。目前亚洲地区的现象学研究总体上还是日本领先于中韩，但考虑到日本的现象学研究传统已经有百年，不管是在翻译介绍方面还是前沿的研究方面，他们的领先都是合情合理的。中国自80年代引入现象学以后，在基本著作的翻译方面也快速赶上，目前对主要现象学家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有译介了。韩国似乎没有组团翻译的情况，但在以李南麟为代表的现象学圈，许多专家也各自从事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基本著作的翻译。日本学界由于历史积淀雄厚，对整个现象学史有着相当广泛的研究，许多经典现象学家的思想尚未在中韩得到重视，却已在日本有深入探讨了。至于前沿与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方面，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有着许多值得中国同行借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现象学会人数超过300，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是现象学研究的核心群体。青年学者在其中作为中坚力量，已经开始担任一些基本研究著作的主编（与国内大多依靠教授级别的专家带头不同），比如刚出版的《現代現象学―経験から始める哲学入門》，就是由一群和我同龄的讲师主编的。不过目前国内的一些青年现象学圈也在往这个方面努力，比如华东和岭南的现象学会议，就有这方面的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