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哲学研究所“60周年庆”系列学术报告暨2018年第4期人文演讲，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做学术报告，题为“意志的伦理性之为行为道德性的标准——兼论康德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此次报告由成素梅研究员主持。哲学所科研人员、研究生以及来自上海多所高校的师生出席并参与了交流。
在报告中，邓安庆教授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入手，谈到一个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习惯性误解，即康德哲学只有“道德”而无“伦理”。邓安庆教授认为，这一看法与我们阅读康德伦理学原著的感觉相矛盾。康德三部主要的伦理学著作中有两部直接是用“伦理”（Sitten)做书名：《伦理形而上学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和《伦理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只不过，我们中文译本都把康德用的“伦理”（Sitten)译为了“道德”。这样翻译的结果，当然在康德伦理学中就似乎真的没有“伦理”只有“道德”了。
读GMS德文版时令人惊讶的是，康德很少使用名词“道德”（Moral），在仅有的两次使用Moral时，Moral指的恰恰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在GMS中，康德非常用心的区分了“伦理”和“道德”。GMS绝不是没有“伦理”（Sitten），相反，Sitten不仅是康德用得最多的词，而且完全是以它为核心和主导，整个GMS就是“通往伦理形而上学”（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之“奠基”或“探本”（Grundlegung）。
接着，邓安庆教授借助《伦理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来辨析伦理Sitten这个概念。他认为，Sitten不是讨论单纯的德（Tugend 和Moral），而是包含“法权”，甚至它不是一般地包含“法权”，“法权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第一部分”。这不是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道德”的范围的问题，而是把与通常的道德相对的“法权”作为自己的第一内容。
从内涵看，康德有道德法则（die moralische Gestzen）和伦理法则（Sittengesetzen）这两个概念，它们虽然都是“自由的法则”，但却有所区别。可惜这种区别至今没人注意到，相反却把它们混淆起来。
邓安庆教授认为，“伦理法则”的先天立法原理来源于“形而上学演绎”，可以为立足于一般人类意愿行动和条件的“法律立法”和“道德立法”的先天基础。而“道德立法”虽然以“伦理立法”为基础，但它毕竟是基于我们个人的“理性立法能力”，是在单个的道德主体身上表现出来的立法能力。这种“立法”必须有一个正确评价伦理和道德的至上标准，才不会把纯粹理性拖入到经验性的实践理性。伦理法则是纯粹意志的立法，而道德立法是纯粹意志为不纯粹的任意自由立法。因此，“意志的伦理性”作为“行为的道德性”的至上标准而存在。
在问答交流环节，副研究员赵琦提问说，当代学界对康德伦理学有诸多批评，其中有一种批评认为，康德如何能够激发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问题，那么这方面是不是康德哲学的软肋，还是说康德在自己的体系内部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邓安庆教授认为这并不是康德哲学的软肋，所谓的激发道德动机，在康德那里就是我们对法则本身要有敬重感，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要遵循法则，如果不去遵循法则，那么我们讨论法律行动或道德行动就会没有意义。这也就是说，行动的动机来自于我们对于法则的敬重。赵司空研究员认为，从邓安庆教授对康德的解读中，可以发现一个黑格尔式的康德。邓安庆教授回应说，现在学界对他观点的一些质疑就是认为，他在用黑格尔来解读康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在康德哲学里所区分出来的一些环节，是康德自己书里所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