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1日，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参与承办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三圆桌会议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这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圆桌会议上午第一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谈到，各文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通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性权力（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开拓出“世界历史”是“霸权式入侵”，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现代世界文明“ 互鉴”是最为罕见的， 但为今日文明互鉴奠定了世界历史之基础。“互鉴”其前提是在现代世界中出现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文明互鉴及其中国方案，突出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中，这意味着在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构建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类型，其间之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定向和传统的复活与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昌忠研究员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历久弥强，特别显示出对外来文化的知识内涵有着强大的包容、融合和增强的力量。本着文化互鉴，可以大胆揣度，中国传统文化就知识创新而言似有深意存焉。西方哲学相对而言更花大力于知识之现实存在，对知识的创造则晚近才以现象学予以关注。后一方面迄今最重要识见为：创造是无限开放的过程。故凡致力创造者务必戒绝“匠气”，厚植广博精湛的人文素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指出，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通、互鉴、互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内容。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于对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解释，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离不开对其本体即世界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研究，也包括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世界史学科的研究方向。我们研究世界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认知其他文化的辉煌成就，更是为了让人类各种文明辉煌的过去在这独特的、当下的世界重生。复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谈到，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内涵和各个民族与国家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实现文明的多样化路径，回答文明的统一性， 和多元性，单数的文明还是复数的文明，不同文明共同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交流还是等级性的俯视，甚至是歧视。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化加速行进的过程中，我们是依然固守着欧洲近代时期所形成的文明观，还是摒弃之，并为这一概念增添新的内涵确实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培育可持续、有竞争力的国际课程对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影响力意义重大。政治学国际研究生项目这个案例为我们研究与此相关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媒介，同时也与中国应如何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学习什么、以及传授中国知识有很大的交集。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作为国内率先开设政治学国际研究生项目（IGPP）的院校，全英文的课程来教授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客观价值。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需求，也是一种机遇。美国《中国新闻》许锦根总编辑在点评环节指出，无论是从哲学家的思维高度还是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互鉴的探讨和展开，都展示了当今中国哲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而微观的实践案例也是中国学和中国现实政治研究的很好案例。
圆桌会议第二场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俞宣孟认为，哲学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哲学，因此必须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出发。但哲学也不能从绝对的“无”出发，西方哲学把“有”（being）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发展到黑格尔才提出作为出发点的“有”因为没有任何特殊的规定性而等于“无”。中国哲学追求“无”是为了体验自己作为“明”的本性，以便人能够以新鲜的眼睛看待事物，在让事情得到通达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世界。以“无”为出发点，以现实为落脚点，即“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认为中国故事是具体、个别、形象的，中国道理是内化、深沉、整体的，应当既讲中国故事，又形成讲中国道理的自觉。支撑西方道理的是其政治和宗教传统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而中国的道理则来自于明清五百年所建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本质的影响巨大的东亚秩序。今天的中国道理对应于近代变迁和转型，既有历史根据，又超出西方的解释范围，重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化纵横》总编辑杨平认为，目前中国工业化已接近完成，与二十年前谈论中西工业文明比较很不一样。无论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文明中心论的框架都过于简单，应该追求一种文明的整体观。中国工业文明的五个特点是大一统的前提、国家垄断基础性和战略性生产资料、政治主导下的内部交易为主的市场、以政典为指导方针、外部影响力有限的内部政治主导形态，与西方有明显不同。在新的全球化中形成的全面内卷化，外部影响力越来越小的趋势下，西方均势体系已经不足以提供经验，更加迫切要求一种凝聚中西智慧的文明观。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新沼雅代认为东南亚华人在寻求自身文化时既不想重复中国，又不愿倾向西方，表现为“寻找独特文化的矛盾”。历史上，殖民时代欧洲人以文明程度来做民族等级分类，把当地华人称为“东亚外国人”，目前仍然是东南亚华人的基本心态，“中国元素”在文化上维系着中国与东南亚华人。只有东南亚华人意识到自己的“超越性”，并重新唤醒现代的华人身份认同，确立自身国际定位，才能构建出自己的文化。俄中友好协会专家理事会理事长魏德汉认为，《易经》一直是远东地区教育和管理的主要文本，《易经》于17世纪由耶稣会僧侣在不违背基督教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描述和翻译，由此为西方人所知。迄今有成百上千的《易经》的释义、翻译和研究，但尚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认为需要将《易经》与科学的现代发展相联系，在语义学、符号学、遗传学、控制论、量子力学以及现代西方世界科学世界观的其他领域中对其进行重新解读。还需要将《易经》与西方的主要著作，包括犹太的《五经》和印度的《吠陀经》等做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点评嘉宾、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总结道，第二场与第一场的宏大叙事很不同，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讲怎么开展文明的互鉴交流。比较视角是这个环节的几位学者的共同特色，哲学、历史、文化、经济等不同学科的中外比较视角，可以很好地阐发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哲学依据，据此来探讨启示和启发，探讨文明互鉴的未来走向。
下午的会议内容同样精彩纷呈。圆桌会议第三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周山研究员指出，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会标，是《周易》中的《同人》卦象，取意卦辞“ 同人于野，亨。”与远方之人交朋友，做人做事都会一帆风顺。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是直接“同人于野”思想，用于文化交流。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帷幕，从“群龙无首，吉”中汲取养料、主张“相忘于江湖” 的长江文化圈中人，向利牝马之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指出，东方之所以这样，西方之所以那样，都是各自的历史决定的。既需要从中华历史的维度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从西方历史的维度去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历史因素、时段节点、演变机制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与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指出，现代性的“真诚性问题”构成了当代欧陆思想的一个隐在的主题。可以通过对马克思、哈贝马斯、齐泽克的文本的一组学理分析，提出真诚性问题的客体性向度。先秦儒学可以试图以一种德勒兹主义的方式重新激活，并且展现出相对于当代欧陆思想而言的一组独特的思想洞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研究员指出，自从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诸多样本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思想交流堪称典范。双方友好来往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 此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佛教传播在两国交往中，不但达到了互鉴了思想资源的效果，而且形成了宗教与社会深层互动。来自埃及开罗大学的李哈布教授从丝绸之路演变的起源和历史入手，探讨了古丝绸之路与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着眼于发展“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蚕桑文化系列之一，谈到蚕桑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它对人类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力都是全球性的。2013 年中国又向世界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一场的点评环节，担任点评嘉宾的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指出，本环节大家继续从比较的角度来讨论以中国为原点的世界文明的问题，始终贯穿了两个视角，一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角度的比较，二是属于当今的文明和当代中国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文明互鉴之间的比较。西方哲学二分法分歧的角度局限性，走向整体性。而整体性的角度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早已一以贯之蕴含在其中，如何挖掘我们的哲学资源跟世界对话？中国学者可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探讨文明互鉴的很好的视角。另一方面，尤其需要关注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区分问题，“文明”的概念与野蛮、跟未开化相对，是外在的规范或约束力，而“文化”是内在的价值性的东西，强调民族的差异或者独特性的东西，两者不能等同或者重合来使用。中外语境中对这对概念的使用和解读上，也能体现出中西方思想根源的差异性所在。
圆桌会议的第四场由《学术月刊》杂志总编姜佑福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平指出明清之际西学进入中国，本土的王阳明心学和经世致用的实学起到了接引西学作用。王学的解禁打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垄断，显示政府宽容异学的态度，为西学传播营造了文化氛围。王学注重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接受天主教教义提供了思想桥梁。西学流播必然引发中西文化比较，表现为三方面的矛盾：认识两者同异所蕴含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矛盾，评价两者优劣所蕴含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矛盾，结合中西所蕴含的“中国化”和不“真”的矛盾，应对之策至今仍可以借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侯且岸指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柯文基于“西方中心论”而提出“中国中心取向”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焦点，90年代美国汉学研究在国内兴起。三十年后反思中国学的发展，他认为“中国中心观”被严重曲解，产生“中国说不”，“中国不答应”以及“中国厉害了”一系列把他者作为我们自己的反应。学者应该放弃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称谓与定位的讨论，将重心移到认知路径的建构，加深理论深度，做出“理论延长”。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刘彦武解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关键取决于我们对当今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知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国际化的眼光和世界大国的气度。要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必须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关系、文化的继承性与原创性关系。通过四方面夯实文化发展基础，一是孕育一大批文化大师和理论大家，二是构筑文化高峰，三是打造世界文化高地，四是举办国际文化交流盛会。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陈丹丹认为儒学在现代中国始终在“哲学”、“宗教”、“政治”三个维度中寻找身份。自“哲学”一词引进，儒学通过辨析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来重建儒学体系，哲学必须吸纳逻辑和实证的知识，随后又通过应对“科学”的挑战来反思自身的性质。儒学必须进入日常生活重新成为价值的核心，才能真正完成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哥伦比亚哈韦里安纳主教大学讲师卡米楼·德菲利普从组织文化角度提出首先需要从概念入手才能很好地吸纳中国智慧。中国的机制是文化历史的经验，包括灵活性、领导力、非正式治理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制要素，应该形成一个包含这些概念的体系，研究它们在具体的事件中如何运作和起作用。还有，儒学也提供了自律和自治的表述，这些都与拉美的情况很不一样，虽然不能照搬照学，但必须坚持从中国而不是西方角度来理解才能成功地借鉴中国经验。本场点评环节，担任点评嘉宾的《解放日报》周智强副书记从“醒客”的中国观的角度展开。本环节各位专家从相关的角度进行深入，中国学可以说是以学术的视角、专家的水准来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通过学术反思进一步提高提升对中国问题、中国文化的探讨水平，为未来战略选择、政策咨询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源。
在自由互动和讨论环节，与会各国专家积极互动，坦诚交流。此次圆桌会议在热烈的讨论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