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中所反映的大同思想，反映了理想化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是儒家思想的优良传统，对孙中山有一定的影响。他常常把《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段文字抄录示人，并把它作为中国古代就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论据来引证。他受《礼运》大同思想的启迪，把民生主义阐发为“大同主义”，提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作为鼓舞人们争取美好社会而斗争的思想武器。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所谓“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2]。孙中山把《礼运》中反映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观念，资产阶级主张的民生主义和无产阶级要求“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的社会主义混同，显然是不科学的。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既不同于《礼运》大同，也有别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试图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

一

《礼运》大同是旧观念，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是崭新的社会理想。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礼运》大同的理想在过去，“称尧舜”，“法先王”，是复古主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想在未来，不在远古，而是指引人们为未来的美好社会而奋斗。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社会理想的理论根据，是他的历史进化论。它以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为前提，强调“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以促成革命跃进的进化论思想，促使他把眼光向着未来。他把“进化哲学的道理”，运用于社会历史，认为民权革命是历史进化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他指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草昧到文明，由无知到有知，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阶段，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在历史的进程中，君权代替了神权；君权又将被民权所代替，这是必然的趋势。孙中山用政治制度为标准而不是以社会生产方式来划分历史时期的看法，脱离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科学的。但他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有其进化的规律，这个进化的规律体现着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则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他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3]在他看来，中国的革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一定会成功；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违背世界潮流，最后必然失败，直至灭亡。因此，他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一再号召人们要“识时势”，即“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进行革命斗争。

孙中山提出“突驾”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以革命促进社会进化，是他的历史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中国学习西方，要“迎头赶上”，可以后来居上，可以超越别国，可以跃进，这就是他所说的“突驾”。他举修筑铁路为例说，最初的火车头是很粗劣的，后来经过革新、改良。中国人现在修铁路，是用以前粗劣的火车头呢？还是用最近改良的火车头？中国当然应该学习西方最新最好的火车头。这叫迎头赶上。这样，中国人就可以超过别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突驾”日本，而且可以超过英美。

重视人的能动作用，是“突驾”说的核心。孙中山强调“行”，曾明确指出：“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的门径。”断言人类的进化皆发轫于不知而行；离开行，就没有社会的进化。这是他的历史进化论中包含着的十分宝贵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4]他把世界人类之进化同知行的关系机械地划分为阶段是不科学的，但他所表述的主要思想，却是人类的进步和认识的发展，都离不开行，而且决定于行。他特别强调“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从而把“进行不息”看成人类突飞猛进的关键。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十分宝贵的思想：强调依靠人的努力，推动社会发展。在他看来，顺应潮流的力量，虽然暂时薄弱，纵然一时失败，然而“迎合潮流做去”，最后一定会成功。他特别强调“做去”，就是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5]。所以，要使社会进步，必须发展人为的力量，必须增强和发展社会的政治力和经济力，而“人类的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6]。因此，孙中山要求人们适应世界潮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后来居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而奋斗。

二

《礼运》大同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社会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不同。《礼运》大同思想所追求的目标是已经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歌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特征，反映农民阶级对过去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怀念。从范围来说，他所讲的天下，指中国。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7]也是指这个意思。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社会理想所追求的目标，则是要实现世界大同。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规定了一个理想目标。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8]这是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目标，但还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9]。实现世界大同是他的最高理想。

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不仅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还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只是民族主义的一半实现，所以，必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使民族主义完全实现，完全实现了民族主义，中国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以后，孙中山着眼于实现世界大同，提出中国永远执行“济弱扶倾”的思想，即扶持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济弱扶倾”是个好传统，好政策，它影响子孙后代，使中国强盛几千年。他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保持独立。”[10]其二，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的历史”，对民族压迫的危害有切肤之痛，这就教训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去压迫弱小民族，而只能去扶助和关切弱小民族。孙中山高瞻远瞩，不仅看到中国的未来，还看到世界的未来；不仅想到中国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还想到中国强盛起来以后，“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世界，中国民族才有希望；否则，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他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11]中国人民担负起这个大责任，才是他所讲的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孙中山提倡民权主义，“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人民在政治地位上平等。他讲的民权是和平等相对的。他赞赏“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12]孔子“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虽然名义上用的是君权，实际上是在行民权，所以受到敬仰。他指出：“有人说：‘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这种理想。我们革命党要实行三民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13]

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把它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理想，并强调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性，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事都是可以共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4]他又说：“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国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残疾者，皆由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15]

孙中山真诚地期望“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并且“极抱乐观”地描绘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的图案：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租给私人耕种或用于工矿事业；消除私人垄断的现象；铁路、矿业、森林、航路等一切生利事业皆为国有。国家收其利，将使府库充足，以谋社会之幸福。国家兴办教育事业，社会上的人，不论贫贱，皆可入校学习，“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根据不同的聪明才智，分不同专科，有的受高等教育，有的“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并保障就业，各尽所能。国家“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有病，设公共病院医治，“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16]。按照这样做去，真正实行了民生主义，中国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达到“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这时，人民平等，人人劳动，并无尊卑贵贱之差，阶级随之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17]

以上说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苏俄政府相类比，虽不科学，但它反映了这种社会理想是吸收综合了古今中西各种思想资料而成；他高瞻远瞩把中国革命的理想同人类到达大同世界之路联系起来，由中国大同进行世界大同，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则显示出孙中山作为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崇高理想。

三

《礼运》大同思想，虽在客观上引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的关心，成为向往的目标，但它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社会理想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革命性。

首先，它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它要推翻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以民为主”的新共和国家，主张平均地权，进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使之具有新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18]

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一样，也获得了新的精神，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具有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如果说，以前曾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来发展中国实业，那末，新的民生主义则突出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采取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他号召全体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而斗争，认识到要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先要中国脱离外国经济的压迫，中国工人联络外国工人，“向外国资本家宣战”。他还看到经济侵略离不开政治压迫，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特权来进行经济侵略的特点，指出：“外国压迫中国，不但是专用经济力，……到了经济力有时而穷，……便用政治来压迫。”[19]而政治压迫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他们利用这些条约来束缚中国，所以，中国受这些条约的束缚，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失败。因此，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想中国工业发达，国家富强，首先必须解决政治问题，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20]。很清楚，孙中山具有鲜明的反帝立场。

在新的民生主义中，孙中山不再强调“预防资本主义”之类的空想，而是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节制资本”的政纲。一方面，在有监督和限制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充和发展，它基本上符合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要求；同时又规定了大企业、大银行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必须由国家创建和经营。因为新三民主义在政治上已确定政权“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它就可以使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国有化，具有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性。毛泽东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按：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即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21]

其次，它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性质。

土地政策问题是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孙中山在他革命的前期，虽然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没有切实的措施，1924年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后，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发展为以“耕者有其田”为中心，使之成为“扶助农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思想上的质的飞跃，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

他认识到农民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农民；“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22]。为了使革命彻底成功，必须使农民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否则，“革命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他认识到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必须从农民“本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口号出发。这种切身利益不仅包括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剥削，遏制官吏对农民的侵吞，更主要的则是解除农民的地租之苦，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别人夺去。他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十分之六是归地主，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四，这是很不公平的。……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一定是更高兴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23]孙中山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考察问题，认为让农民从地租剥削下解放出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可以大大提高，“便可以多得生产”，就是说，可以解放生产力。这个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他认识到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才使农民真正地免除地租之苦。他说：“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24]就是说，实行耕者有其田，才算是真正完全解决农民问题，民生主义真正达到目的。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则明确宣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对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作了“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实行征税和收买的规定。显然，这种政纲无论从理论意义上或在革命实践中都有可能导向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的真正的土地革命。

总之，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专制的束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并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主张“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现实性。不过，它企图在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实现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仍然是一种行不通的空想。

四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是这样说的。其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他提出“平均地权”是吸取了美国亨利·乔治的改良主义，用“单一地价税”和“土地国有”的办法，消灭封建的土地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列宁针对孙中山的这一主张指出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的这种改革“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25]。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把“耕者有其田”作为平均地权的中心，并赋予前所未有的新内容。毛泽东对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过十分中肯的评价：“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26]

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纲领内容：一是节制私人资本，一是发达国家资本。确切地说，节制资本不是节制所有的私人资本，而是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并发达中、小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27]可见，“节制资本”的实质是运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支持和扶植中、小资本，节制私人大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预防中国将来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就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点来说，它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民生主义，是由于他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极端对立的状况，是造成社会革命的根源。他要求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但又害怕出现西方的阶级矛盾，害怕在中国也将发生社会革命，因而幻想用经济上的改良办法预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达到所谓大同社会。列宁指出：“先进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28]不错，在主观上，孙中山以为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在客观上，它只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他不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看不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中国经济落后当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认为“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29]。孙中山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中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只能是主观社会主义。

诚然，当社会主义思潮磅礴于世界的时候，孙中山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多次表示钦佩，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30]。确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深刻的影响，某些观点也有吻合之处。但是，他不但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31]用马克思的办法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32]。他站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认中国存在着贫富对立的阶级，认为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33]。既然资产阶级仅仅是“小贫”，自然也就没有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问题。在他看来，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是社会发生的一种偶然现象。马克思只看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因。然则什么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呢？他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人类才有不停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34] “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35]在他看来，人类按照互助原则，不断地求生存，社会才能不断地进化，以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显然，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根本对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反对它，正足以说明民生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原载《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