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阐述的中心主题，是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全面地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以至臻于完善的全过程，无论是对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十四大”报告精神，深刻领会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实质，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还是指导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有人常常误解毛泽东，说他不注意研究中国式的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没有关系。其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非与毛泽东不相关。这不仅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是由第一代领导人教育、培养出来的，正如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说的：“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而且是指他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三中全会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事实证明，毛泽东生前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作过艰苦的探索，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思想。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是，无论是正确的东西，还是错误的东西，都是后人继续探索和研究的最好借鉴。

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定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反复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使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并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提出了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思想。在延安时期，他提出了“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指导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他在“边区1943年经济改革的计划”之中，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他针对当时边区的公营企业均为自给性质的经济，由于没有实行商业原则，缺乏商品经济竞争机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管理人员缺乏管理工业生产的实践经验等原因，使企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因而使一些企业的生产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较差的情况，强调必须“建立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原则，要求每个企业都要有一定的财权；要严格财经手续，每一个企业的收人和支出都必须按照财会制度办事；各个企业要尽可能用成本会计制，建立和实行定期检查企业完成计划的情况，每个工厂，都要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和爱护工具的习惯。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3]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他还提出改善工厂的组织和管理，实行工厂企业组织“企业化”的原则。他认为，应当对边区工业企业组织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以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的状态。

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思想，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时，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概念，指出：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过渡“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使最先进的机器取代简单落后的工具和农具，以大规模地生产工农业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后来，他在规划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时，还多次地提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问题。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56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技术革命就是要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大老粗是不行的。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要更高地提高我们的技术。要进行技术革命，要解决科学技术上根本性的问题，那就需要提高，要进行科学研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写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明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要求全党注意：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大家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学技术、学科技，真正懂技术、懂科学，要鼓一把劲，学习并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任务。这些论述，说明了毛泽东是非常重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他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着重研究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开始研究我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开始重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毛泽东早就发现我们经济体制的弊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曾经说过，全国解放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到“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他要求必须研究经济体制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回答了当时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同年4月28日，他又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又讲了10个问题，其中有3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两个报告和发言，基本的思想都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来搞社会主义，目的是要改革解放初期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济体制。毛泽东说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实际上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大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试图通过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这一矛盾，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开始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这表明了我们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致力于搞经济建设。嗣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文献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国防的发展目标的思想。这一思想，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和1975年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国在本世纪要实现的奋斗目标。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精彩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有的虽然提到了，但不是十分明确的；有的虽然明确提出来了，但却没有充分的论证，缺乏具体化和科学性；有的虽然明确地提出来，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却没有坚持始终，特别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不仅不能始终坚持原来的一些正确的东西，而且又增添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例如，关于提出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关于错误估计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观点；关于夸大商品、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关于否定“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说，“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观点，等等。但是，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先导，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总结正反经验教训中提高思想，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

二

经验教训教育了人们，人们总是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前进。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认真地总结了我国解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前后，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中，都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并从总体上用“实事求是”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概括。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系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批评了“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明确指出：“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5]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6]因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8]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9]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论述，重新确立或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可以这样说，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根据；尊重群众的实际，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途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既要克服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总而言之，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处的时代，甚至不同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列宁、斯大林所处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所处的是“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帝国主义衰落和社会主义“兴盛的时代。”《新民主主义论》而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竞争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思维方式熔为一体，渗透在自己的思考活动、领导活动和战略设计活动之中，成为了他一切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灵魂，从而正式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第二次的飞跃，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广泛的，其中包括：关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容；关于我国还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为我国社会发展正确地确立了历史的坐标系，从具体上解决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重视经济建设，把它摆到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扭住不放，专心致志地把它搞好，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关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这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的强大的动力和内部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主义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的；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则，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外部条件，也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的基本政策；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国之根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我们决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全盘西化”，这是我国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分“三步走”，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蓝图、具体规划和具体措施，是指引我国人民前进的正确方向；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以及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依靠的力量，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的源泉，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这是解决我国历史上遗留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目的是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使毛泽东关于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发展到崭新的阶段，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新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精辟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显然，这里强调的“结合”方法，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凝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本方法不是别的，恰恰是“结合”的方法。从实际出发，是这种“结合”方法的基石；解放思想，是这种“结合”方法的动力机制；对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深刻阐发，是这种“结合”方法的重要表现；坚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是这种“结合”方法的重要内容；而始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这种“结合”方法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标准不在于其言论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在于实践的结果如何；判别“结合”的好坏，寻找“结合”的规律，都只能通过实践。邓小平这一思想，始终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行动的指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真抓实干，办实事，讲实效，反对各种形式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是要害党害国的。”

三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土壤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无论是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还是对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理论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成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同志继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阶段划分的一般原理，坚持生产力标准，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形式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同的角度也作过不少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或经历过的时间不长，因而都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出全面的正确的概括。毛泽东虽然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出了不少精辟的论述，然而终究没有能够突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一般理解。邓小平同志则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我国国情出发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突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抽象的社会主义模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所有制；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必须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最后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市场的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两手抓”，建立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等等。这样，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理论。这个理论，还直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邓小平同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重重阻挠，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是对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提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由之路，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丰富和坚持；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既要坚持改革，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对毛泽东改革开放思想的直接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明了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条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从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如果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一百几十年间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的话，那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伟大旗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飞跃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人们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这条基本路线，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方针。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国际的普遍意义。从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来看，中国处于第三世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膨胀，工业不发达的共同特点。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某种普遍的国际意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战略问题。发展中国家都应当利用这个良好时机，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之上；发展中国家要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也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意吸收外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