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艺术家的童年记忆

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深情缱绻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有一本书就叫《童年》[1]，从中可以看到30多位现代文化史上名家的童年生活。沈从文回顾童年时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林语堂这样怀念自己的童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最深刻的感力。”可见童年在作家艺术家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直接用生花妙笔描绘自己的童年，这就使我们亲眼目睹似地看到他们童年生活的真情实景。

从颓坏的城垛、残阳中缓缓移动的驼队、喧响着一口京片子的胡同，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四合院，到身受欺凌的小伙伴妞儿、痴呆呆看人的女疯子、命途多舛的乳母宋妈、在荒草丛中掩盖什么东西的小偷，这些20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的人和事，景和物，渲染着成人世界的种种痛苦和深深不幸，都通过女孩英子的童年视角得到诗意地再现，使几十年后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悠悠的相思、淡淡的哀愁、浓浓的人情。英子那明亮而澄澈的眼睛告诉人们，人间的一切都会隐去了，消逝了，离别了，但决不会隐去、消逝、离别人与人的真情。这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的魅力，也是吴贻弓导演的同名电影的魅力。

魅力来自刻骨铭心的童年情结、永不消退的童年回忆，天真无邪的童年视角，如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中说的那样，她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她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像林海音这样通过童年记忆，再现童年生活经历的作家不在少数。鲁迅在《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小说、散文中，真实而清晰地描绘了他童年时期充满童趣色彩的伙伴、活动和心理感受。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中，表现了她在苦苦挣扎的童年生活中对爱和亲情的渴望与追求。

外国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胡安·鲁尔福、马克·吐温等在小说中表现童年生活情景的比比皆是。马克·吐温曾说，他用心灵摄下的成千上万张视像，只有早年那很清晰、最分明的一张留了下来，他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等名著正是这一张视像的艺术体现。

不少艺术家也因为童年生活魂牵梦绕，挥之不去而形诸笔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生于一个被死亡、疾病和悲伤缠绕的不幸家庭，母亲、姐姐和兄弟的悲惨遭遇使他变得十分敏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他的被誉为世界经典绘画巨作《呐喊》，来自他心里的地狱，令人无不震惊。画面上那失真而变形的骷髅人形，包围在波浪状的线条中，似乎受到惊吓悸动不安，双手捧着脑袋，站在海边码头的木桥上，张大嘴巴惊恐地呐喊。无疑是画家童年时期心灵的刺激和创伤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大多钟情和复现童年记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和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艺术家的童年生活通过生理心理的储存，必然成为他们富有情感色彩的童年记忆，并影响他们身心发育发展中的思维结构，而儿童记忆随着他们的生命律动，又必然在他们与创作对象的契合时得到复现。如我国学者所说：“因为童年是生命的起点，是全部人性的最初展开。这些记忆不仅在情感上始终缠绕着他们，在生命律动方面影响着新的起伏涨落，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童年记忆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作家或艺术家以后的创作母题有关联，它成为一定创作思维定势的某种定向路标，或一口取之不尽的灵感的泉眼。”不仅如此，根据儿童心理学的观点，还认为儿童的那些最深刻记忆能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思维类型。这与自然与生命机体生理或心理的过程某些特征有关。七岁儿童“脑结构、脑功能发生急剧变化，外部语言逐步向内部语言过渡，最初的意识开始产生，生命这时鲜亮得如清晨的露珠，最先进入的深刻的印象必将深附着并化合到思维结构和方式之中。在以后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一再地获得复现。而且即使受到现实严酷环境的制约以致长期沉睡着，只要理性自我稍微一放松或外部某种可能性的契合一出现，这种定势仍会顽强地复现出来。这种情况尤其呈现在艺术创作之中，因为艺术在其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无意识的支配，使得那些原型（后天早期的经历也能构成某种原型）得到潜在的复现。”[2]

这个观点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钟情和复现童年记忆的生理心理机制，有一定科学性。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作家艺术家是特别善于挖掘自身资源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的童年生活正是极为宝贵的矿藏。这种矿藏的最大特点是纯净，没有杂质，从而使童年记忆具有可贵的真诚和纯情。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看，童年记忆和一般记忆不同，带有纯洁无瑕的童心色彩。它虽然是成人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却没有成人的世故和杂念，更多地是儿童的单纯和稚气。正因为如此，它记忆的往事不被扭曲和畸变，而具有原生态的色泽和灵气，以及童心特有的趣味和诗意。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的“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以及影片末尾大片晃动的灿烂红叶，正是童年记忆中诗情画意的写照；作家钟情和复现的意境，正是这种天真烂漫的童年记忆。

二、童年情结·童年记忆·童年视角

如果进一步探索，会发现作家艺术家所以钟情和复现童年记忆，根本原因是童年情结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中储存着积淀着，久久不能释怀。他们大多以童年记忆的形式揭开郁结已久的童年情结，这就是一旦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和童年有关的原型或事物，郁结着的童年情结就从心灵中破门而出，以童年记忆的形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再通过童年视角表现为童心毕露、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

一般人对童年记忆还比较好理解，对童年情结则感到茫然，不知为何物，甚至有一种神秘感。那么，什么是童年情结？

弗洛伊德虽然提出了情结的概念，但把它解释得太狭隘了，局限于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体系，只认为它是被意识压抑而在无意识中具有持续性，并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情绪或观念，如所谓“伊底波斯情结”。荣格曾把情结解释为创伤性经验，这显然是从实际出发提出的观点，因为有些人的情结的确蒙上童年生活中受伤害的阴影，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情结。但这显然也是以偏概全，不能解释许多人为何津津乐道童年生活的有趣、快乐和幸福。荣格后来有所补充，说情结是起源于人性中某些比童年时期的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这观点植根于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接近了情结的本质，但又有些神秘，难以令人索解。其实情结并不玄妙，说白了就是人们内心中对过去生存经验的积淀，生命状态的凝固，包含了生与死、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等人生最基本的特征和元素。而童年情结是人生最早最能够体现情结特征和元素的情结，因此更具有情结的典型性，更显得重要。

也因此，对作家艺术家来说，童年情结是第一位的，童年记忆是第二位的，有了童年情结才有童年记忆。然而，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还得有第三位，这就是童年视角。

什么是童年视角？简言之它是以儿童的眼光、心态和趣味，看待儿童记忆中的人和事、景和物。作家艺术家常把童年视角获得的意象，转化为有儿童特色的表现对象，塑造为具有儿童特色的艺术形象。因此，童年视角是童年记忆的艺术加工，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又一个重要的心理活动，得到作家艺术家的高度重视。

  艺术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常常因为童年情结而引起童年记忆，又常常因为童年记忆而形成童年视角。另一方面常常因为童年视角而进一步揭开童年情结，又常常因为童年情结的揭开而进一步挖掘童年记忆。所以，童年情结、童年记忆、童年视角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对此，笔者有自己的切身体会。长期以来笔者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最近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黄泥猴  红泥猴》，讲的是一个始于青梅竹马终于生离死别的凄美故事。故事中小男孩泉新的父母去上海谋生前，把他寄养在后村凤玉家。凤玉和他同岁属猴，十分喜欢泉新妈给他们的黄泥猴和红泥猴，两人睡在一起玩闹，到6岁才分开睡。泉新调皮捣蛋，一次和凤玉和堂姐阿香在山上烤黄豆荚，因他抢熟黄豆脚下一滑，被凤玉拉住没有掉下山。又一次，在池塘抓虾，他作弄凤玉，两人差点淹死。父亲只好把他领回上海，他们依依不舍分别，凤玉留下黄泥猴，泉新带走红泥猴，说以后黄泥猴和红泥猴要见面的。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变化，一个有情，成了始终不渝的“痴情猴”，后来一死了之；一个薄情，成了年少气傲的“无情猴”，最后无穷悔恨。故事中不仅有笔者在童年时期感受到的浓浓的乡土气息，更有笔者经历过的农村中人和事的亲身体验，特别是笔者和同村女孩两小无猜的往事，化为深深的眷恋之情，弥漫在故事的字里行间。[3]

笔者之所以到晚年写这个故事，是因为心中有一个郁结着的童年情结，久久没有揭开又久久想要揭开。两年前回到故乡寻亲访友时谈到儿时的人和事、景和物，引起了对往事的回忆，终于打开心中的闸门把情结释放出来。通过对其中拥有的情感、平凡的生活、身边的亲友、人间的温暖思索，产生了绵长而深切的愧疚和珍惜之情。再通过儿童视角梳理往事，发现不少颇有儿童情趣可以形诸笔端的素材，于是有了不能不发的创作冲动。在创作过程中，又进一步揭开童年情结和回忆童年往事，最后写出了故事。笔者的体会是，只有把童年情结、童年记忆、童年视角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把一个童年故事写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三、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

   艺术家丰子恺的许多漫画描绘他家里的儿童生活相，对此他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多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4]他又说过的一句很深刻的话：“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5]在丰子恺看来，真正的艺术是真诚的，而儿童最大特点是真诚，即天真烂漫，人格完整，没有虚伪骄矜之状，因此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这个睿智的见解，表明儿童的人格可以促进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而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可以从儿童人格汲取营养。这就有助于我们从作家艺术家的童年记忆得到宝贵的启示。

由于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丰子恺十分重视儿童记忆，他说：“儿童时代所唱的歌。最不容易忘记。而且长大后重理旧曲，最容易收复儿童的心”，“我总算是健忘的人，但儿时所唱的歌一曲也没有忘记。”他还说，现在他重唱儿时所唱的《春游》歌，“只要眼睛一闭，当时和我一同唱歌的许多小伙伴的姿态便会一齐显现出来：在阡陌之间，携着手踏着脚大家挺直嗓子，仰天高歌。有时我唱到某一句，鼻子里竟会闻到一阵油菜花的香气，无论是在秋天，冬天，或是在都会中的房间里。所以我无论何等寂寞，何等烦恼，何等忧惧，何等消沉的时候，只要一唱儿时的歌，便有儿时的心出来抚慰我，鼓励我，解除我的寂寞、烦恼、忧惧和消沉，使我回到儿时的健全。”儿童时代唱的歌，之所以最不容易忘记，是因为“大人们弄音乐，不过一时鉴赏音乐的美，好像喝一杯美酒，以求一时的陶醉。儿童的唱歌，则全身心没入其中，而终身服膺勿失。”[6]由此可见，儿童时代所唱的歌，最不容易忘记，是儿童记忆发挥了作用。而儿童记忆有这个作用，主要是它能够通过儿童所唱的歌“收复儿童的心”。这也就是说，儿童记忆是完善、健全儿童人格的方法和途径。

儿童唱歌不是小事，儿童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小事。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曾说童年无小事。写过《活着》、《兄弟》等小说的作家余华认为童年的印象控制了人的一生，确立了人一生的方向。因此，童年留下的印象会影响人的一生。

童年的印象主要指儿童的经历和经验，它对儿童的心灵刺激很深，对儿童的精神影响很大，从而潜移默化为儿童的心理定势和人格倾向。这种内化功能，足以促使和规范儿童人生轨迹的形成与发展，对其前途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来自儿童经历和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艺术家也是弥足珍贵的，可以在艺术创作中确立、强化和完善他们的艺术人格与艺术特色。

湖南女作家叶梦对女性生育与女性生命的关系，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她的散文集《月亮·生命·创造》对此有细致入微的抒情和描写。在书中，她说：“我深深知道，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对母体的掠夺。”为什么呢？“那时我顶喜欢看我家的母狗奶崽崽，小狗们吃起奶来一哄而上，狗妈妈温情地躺在那里，由他们乱哄乱咬。不要多少日子，小狗们褪尽胎毛变成一团团毛茸茸、肉乎乎、可爱的小东西，狗妈妈这时便骨瘦如柴，毛皮暗淡无光。每当我看到它们空瘪的乳房像一排旧口袋在肮脏的泥地上拖过时，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深深的同情”，“我从小便认定：生育对于一切母性的生命皆是一大劫难。”[7]从母狗奶崽现象同情母性生育的艰难，并由此感悟母性的生命和命运，说明叶梦的童年记忆促使她对善良人性的求索，造成她人格力量的提升。

作家艺术家的童年记忆，证实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就是好好把握培养儿童艺术心理的时机。

人人都有童年，人人都有童年记忆，但未必有艺术创作的童年视角，未必能够把童年记忆艺术化，化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仅仅是低级的心理活动，只是成年人对童年生活浮光掠影地回顾和怀旧。这种回顾和怀旧尽管是感性的心理投射，有一些生动而具体的童年生活资料，却缺乏理性的反思，更没有精致的升华，不能形成童年视角这一高级的心理活动。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童年生活中没有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没有魂牵梦绕的生命状态，从而缺乏积聚在心头的童年情结，难以形成高质量的童年记忆，对艺术创作极为重要的童年视角也就失去源头之水。

再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很好地接受过美育，或没有严格地接受过艺术训练，从而身心中不具备必要的审美素养和艺术素质，也就谈不上艺术心理的形成和艺术才能的发展，于是他们成年后没有可能将童年情结转化童年记忆，再将童年情结转化为艺术创作需要的童年视角。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在儿童时期由于生活的磨难、环境的恶劣、学业的紧张等消极的负面的客观因素，失去了情感审美化、心灵自由化的大好时机，从而原有的一颗晶莹剔透、无拘无束、机灵敏捷的童心，变得迟钝、麻木、粗糙，他们到了成年，当然不能从事艺术创作，更无所谓艺术创作的童年视角了。

既然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那么儿童应该有艺术的童年。既然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那么应该让儿童的心理艺术化。这个要求，并不是要儿童以后都成为作家艺术家，而是要给他们亮丽的艺术生活，给他们美轮美奂的艺术人生。

四、点燃儿童艺术心灵之火

作家艺术家童年记忆的另一个深刻启示，就是充分利用以下多种形式的童年活动，点燃儿童艺术心灵之火。

让儿童的生命得到放飞  多年前有过叫许佳的女孩，在中学时代就写出长篇小说《我爱阳光》，其特色是包涵拥抱阳光、向往光明的自励精神和饱满情感，以及青春勃发的生命感。特色从何而来？许佳说，来自她童年时代的精神大餐。她的童年记忆告诉人们，“我读了许多童话，我喜欢安徒生也喜欢格林兄弟。安徒生的童话有颜色，雪人的纯白，火炉的棕红，银色打火匣，绿油油的常春藤……格林兄弟的童话有松针和黑面包的香味。”她又得到大自然生命的滋养，市郊开阔的天空和田野，扩大了她的视野，她亲近泥土、水塘，经常采撷野花，抚摸植物，在古桥上歇歇，在田埂上看看，在老街上走走。那里积淀着文化和历史的汇龙潭、秋霞圃，都留下了她重重叠叠的脚印。[8]。事实上近十多年来许多在文艺大潮中的弄潮儿，基本上都是在童年时期生命得到放飞的一代才俊。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举办多次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一次次生命放飞的机会，出现了不少才情横溢的文坛新手，给传统的应试教育以有力的冲击。人们认识到从孩子的童年时代起，就要实施生命教育，压抑生命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不要说下一代无所作为，就连他们长大后也没有可供童年记忆的往事。

让儿童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生活  儿童处于成长和发育过程中，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最敏感，兴趣最大，这是他们储存和反馈信息的最佳时期，对他们今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高尔基在童年时期没有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就写不出情真意切的《童年》和《在人间》。

如果余华没有童年时期的“文革”社会生活，也写不出小说《兄弟》中荒诞而真实的故事。当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现在的儿童更应该多多接触，让他们走出家庭和学校，走向社区，走向农村，走向工厂。扩大儿童的视野和知识面，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应成为儿童教育的当务之急和有机组成部分。

让儿童在游戏中度过童年  游戏是儿童的第一需要，但这道理不是什么人都懂，即便如鲁迅这样的伟人，也有对游戏不理解的时候。鲁迅在《风筝》一文中说，“我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当他的弟弟玩蝴蝶风筝时，他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后来他“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马克·吐温在老年回忆他童年时在农庄住些日子的情景，说那树林深处充满庄严色彩的黎明时刻和神秘气氛，以及和黑人孩子玩游戏时的欣喜与欢悦。他后来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跟他在童年中的游戏不无关系。游戏在激发儿童的生命力同时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关于这一点，荣格在其自传中有感而发：“这些东西仍然具有生命力呢。那个小孩仍然就在不远并具有我所缺乏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生命。不过我怎样才能找到通向这种创造力的路呢？”[9]

让幸福和快乐充满童年生活  托尔斯泰在临终时还怀念他无比幸福而又长逝不返的童年时光，说对童年的回忆照亮和提高了他的精神境界，是他幸福欢乐的源泉。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孩子的童年生活比前辈幸福和快乐多了，这可以使儿童精神放松，思想活跃，积聚生命能量，促进创造性发展，当然也有利于他们艺术心灵之火的点燃。

我们衷心希望所有的儿童有美好的童年，但可惜的是不少地区的儿童境遇并不都美好，甚至有霄壤之别，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富悬殊、生存质量迥然不同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地区差别，即便在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也有贫富悬殊的现象，再加上文化程度和精神文明参差不齐的区别，必然造成儿童生活水准的高低优劣。然而，这并不能说身处恶劣环境中的儿童长大了无所作为，难以成才。事实上，在恶劣环境中滚打爬摸过的儿童可能更有出息，他们以后如果成为作家艺术家了，更善于把经历过的苦难变成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说，痛苦和不幸的经历对儿童也不全都是坏事，对以后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儿童尤其如此。作家莫言说：“我比较认真地回顾了一下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10]事实上，他的作品也是辉煌的丰碑。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不少作品中表现儿童虐待的主题，对他童年生活中艰难、痛苦、屈辱的回味和刻划，非常真实、具体和触目惊心，可见他童年的身心中烙印着太多的创伤和强烈的刺激。他没有童年时期苦难的历程，也就没有《大卫·科波菲尔》、《奥列佛·特维斯特》等光辉作品的问世。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生活在有文化气息的或经济宽裕家庭的儿童，未必感到幸福，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中，不能脱离当时充满矛盾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制度，这使得成了作家艺术家的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童年生活往往有对家庭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揭露。林海音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中主人公英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但小说并不是描写作者童年时期的幸福生活，恰恰相反，表现的是她当年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再如曹禺生活在军人出身的官僚家庭中，住的是小洋房，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童年的心灵中充满了苦闷和痛苦，这为他后来在话剧创作中提供了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和揭露的条件。又如萧红出生在比较富有的家庭中，可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11]林海音等作家的童年虽然处在优裕家庭环境中，但他们并不心安理得地沉溺其中，而是摆脱黑暗、超越痛苦，追求理想和光明，从而有可能在日后点燃心灵中的艺术之火。

总之，点燃儿童艺术心灵之火，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需要广大家长、教师和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和通力合作。这样，我们的文坛艺苑就后继有人，我们的文艺事业就大有希望。

（原载《美与时代》杂志，2007年6月；《儿童文艺心理学》，2007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