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刘梁剑、吴闻仪（以下简称“刘、吴”）：杨老师，您好！2011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具体的形上学”系列著作，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和《成己与成物》。英文刊物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也将专辑介绍您在具体形上学方面的工作。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您为什么孜孜于“具体形上学”的探索与追寻呢？
杨国荣（以下简称“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时代背景上来说，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对作为存在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质疑、拒斥，哲学似乎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职业化，哲学家相应地愈益成为“专家”；从哲学自身来看，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也渐渐界限分明甚至壁垒森严，哲学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则由“道”而流为“术”、由智慧之思走向技术性的知识，由此导致了哲学的知识化与对智慧的遗忘。重新关注形而上学，指向的是智慧的回归。而具体的形上学则可以视为这种“回归”的一种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