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倪梁康：感谢厦门大学哲学系邀请并促成这次对谈。（首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治学经验）……我的德国老师的一些学说很有意思，如认为希腊哲学透露出两种基本情绪：一种叫“惊异”，惊异产生了哲学、科学和知识；还有一种基本情绪——不是海德格尔说的——叫“畏惧”或者是“担忧”，出于担忧、畏惧而把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城邦，然后就产生了民主。我们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古希腊的产生，据说就是因为这两种基本情绪。那么，中国人的基本情绪是什么？这个题目若是做出来，会很不错的。如能做成关于中国人的基本情绪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究是什么样的基本情绪决定了中国、西方和印度，这也是它们各自“心学”之间的最基本的差别和最基本的联系。
杨国荣：我认为，三十多年来，当代中国哲学界（特别是晚近一段时间）存在两大显学。这两大显学，一个是学派意义上的显学，另一个是学科意义上的显学。前者就是现象学——就连很多未必专攻西方哲学的学者，也经常在其著述中，言必称胡塞尔、言必称海德格尔，这甚至波及哲学之外的研究领域。至于后者，那就是近年来逐渐升温的政治哲学。虽然广义上的现象学运动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从我的角度来看，现象学之所以比较容易为中国学人接受，是因为从哲学气质来说，它与中国哲学传统要更为契合，而易于实现其“中国化”。像耿宁这样的西方现象学家，将现象学和心学做沟通，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固有传统和现象学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