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番、胡岩问（以下简称“问”）：2011年底，您的新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上海书评》、《社会科学报》、《哲学分析》、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探索与争鸣》、《文汇读书周报》等分别发表了相关书评或进行了专题讨论。2011年《上海书评》的访谈，主要谈的是现代平等观念之实相，包括平等观念在中国如何实现古今之变。今天我们想请您就观念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方法论再深入谈一谈。我们知道，您把观念史研究视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重要部分，并且一直比较重视方法论的探讨。而在《平等观念史论略》一书中，您则对自己在观念史研究的方法作了一些阐释。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从事观念史研究的大致历程？
高瑞泉（以下简称“高”）：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唯意志论思潮，最后成文的《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算是专题研究，但又不是专人的研究。如何理解“自由意志”或“意志主义”当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这个在伦理学和历史观有集中表现的纯粹哲学问题，在中国又有强烈的现实感。不过，一方面由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支配，“唯意志论”被看成是“反动哲学”、至少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唯意志论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实际上非常流行，变现出巨大的破坏性。所以“唯意志论”在当时变成很敏感的话题，种种非学术的因素导致它在中国哲学界中研究者寥寥。《天命的没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之一出版，我们参与策划的那套丛书由冯契先生做主编，先生会认真地看每一部书稿，有时甚至亲自改动一些文字。后来我接受朋友的建议编了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约请对相关思潮素有研究的专家撰写专论，汇编成册。由于这些专家都是一时之选，所以该书似乎比较受读者的欢迎。这些工作都使我对近现代中国哲学有比较宽的研究视野，我以为，由于在更高程度上回复到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空气中，又需要回应文化危机的挑战，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创获十分丰富。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创获，就没有现代社会的进步。我特别不赞成一种观点，即中国哲学就只是古代哲学，近现代中国的哲学乏善可陈。当然，现在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思想的演化过程会更多地引起后人的关注。我个人认为，从时代的自我意识的角度肯定和阐释现代哲学，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意识到它的高度争论性，我写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1999年，东方出版中心）一书，主要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进而梳理和评估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全书讨论了七个现代观念。该书2005年再版时增加了副题，变为《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由于增写了关于“平等”的一章，讨论的内容也变为八个观念。当代人的观念世界的深邃与复杂，分析观念的光谱所需要的跨学科视野与方法论自省，都对研究者提出挑战。不过从精神生活的现实出发从事研究，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极之外，甚至努力超出单一思潮的立场，通过将它们平等地看待为公共争论的参与者，加以综合考察，来独立地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是我所喜欢的学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