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30多年前，我写这本书时——其中第一、二卷是我提交的国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是要为一种今天可称之为“第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哲学提供辩护。也就是说，一种继承自启蒙传统、康德、伏尔泰以及法国大革命和人权理念的那种共和人文主义。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和已经见面多次的哈贝马斯接近。和他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我觉得更为投契。我那时还邀请了阿佩尔参加我和我朋友阿兰·雷诺在索邦组织的讨论课。而阿兰·雷诺正是《政治哲学》第三卷的另一位作者。
节选：30多年前，我写这本书时——其中第一、二卷是我提交的国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是要为一种今天可称之为“第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哲学提供辩护。也就是说，一种继承自启蒙传统、康德、伏尔泰以及法国大革命和人权理念的那种共和人文主义。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和已经见面多次的哈贝马斯接近。和他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我觉得更为投契。我那时还邀请了阿佩尔参加我和我朋友阿兰·雷诺在索邦组织的讨论课。而阿兰·雷诺正是《政治哲学》第三卷的另一位作者。
